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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李轼与神宗小皇帝的亲密接触（第1页）

谁知，当苏轼的奏议刚刚送达朝廷，宋神宗看过后，当即下诏即日召见。

据说，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若有所悟地颔首说，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一切都释然了。

所以，才决定即日召见。

看到苏轼，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

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只得”

斗胆上奏说，微臣私下里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然后再应对之。

神宗竦然接受说，爱卿所言，朕一定详思之。

这次的皇上在便殿里召对苏轼，苏轼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指陈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隐瞒。

自那以后，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都会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

短时间内，苏轼上了《议学校贡举状》后，又一鼓作气地上了《议买浙灯状》与《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虽然耿直，却也并不莽撞。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忧两年多，归来已是熙宁三年（1069年2月），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

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不可冒失，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

就这样过了一年，苏轼都没什么动静。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朝中大臣一片哗然，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苏轼因为官位低，对情况了解不深，没有轻易开腔。

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观察，岂能鲁莽行事（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绝不可能。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必须言之有物，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

深入观察了一年，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出来，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问路”

——递上了《谏买浙灯状》。

元宵佳节皇宫买灯，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皇帝纳谏或不纳谏，都无伤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