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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委员长都不应插手上述事情；运到台湾的所有金、银和外汇必须运回大陆；希望委员长目前离开中国到欧美旅游一段时间，表面上只是为中国筹备资金，寻求支持，事实上是为了使军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碍等等。

蒋介石当然有他自己的主意。

到4月25日，3个月的时间已飞驰而过，蒋介石离开溪口，坐上一艘舰艇，宣布要到厦门或台湾，实际上他是去了上海。

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

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防守上海的汤恩伯一直不听李宗仁有关解除戒严令、召集充足的力量来加固武汉三镇的防守的命令。

恰恰相反，汤恩伯扬言他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

蒋介石支持他的这种行动。

他下令将八个军编入上海的城防司令部，并发表了一个演讲，说要在“3年内取得彻底胜利”

。

成千上万的苦力被他们抓去挖护城河，河旁边竖起10英尺高的竹栅栏，但这些都没有显著的军事价值。

到处可见到局势混乱，蛮横残忍的现象。

汤恩伯带到上海的军队有20万人。

这些士兵到上海来名曰保护上海，实际上个个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征服者。

他们强制使用办公处和住房，砍掉了高尔夫俱乐部门前的参天大树，说这是为射击打靶腾地方。

不论是公开的警察还是秘密警察，说某人在进行黑市交易或者间谍活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这些人就地处决，根本不经正式审判。

军队控制了印制大量纸币的中央银行，这些钱大部分都落到了高级官员和将领的手里。

他们飞到广州或台湾，以官价把这笔钱兑换成硬通货，从中发了横财。

象以往一样，蒋介石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

他平素最看不起那些老是担心个人生命危险的人，因此他在市内走动时也不带保缥。

或许在那种局势下，政权显得比他个人重要，因此没人动他一指头。

蒋介石在上海呆的11天中，一架专机把李宗仁在桂林会谈情况一点不漏地带给了他。

蒋经国替父亲给代总统回信，信中说：

“非常遗憾！

你们要我到国外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军阀！

但我同意不插手国内的大事，从明天起，我就彻底不管不问了。”

蒋介石不知道，李代总统1949年5月5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信中报怨国民政府没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

1949年夏，李宗仁的信和其他许多公文一起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题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5月6日，委员长离开上海来到一个秘密地方，后来人们才知他去了台北。

台湾的官员们随机应变，见到蒋介石后，他们要他在原总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

蒋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住至小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里，此地位于山中，距台北8英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

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

现在，共产党的军队打到了城边，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

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5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的乡村听到了上海失守的消息。

当共产党的军队渐渐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守军尽管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最后还是决定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