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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第二天早上，为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张军长集队宣布丢掉伙食担子、箩筐和扁担，把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部队。

然后，他便带领这支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帮助下，经过几天急行军，神速绕过乐昌县城，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着雨夜，悄悄地渡过了乐昌河，后来，经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队伍，终于到达湘赣苏区，在江西永新县与原分开的李明瑞等同志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后，于1931年7　月，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这里，突出表现张军长独撑危局的雄才大略和卓越指挥才能。

（三）

张云逸同志功勋赫赫，德高望重，但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已，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奋进不息。

这又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9年12月，张云逸同志满怀建设壮乡的豪情，带领一批干部回到满目疮痍的广西，先后建立了广西党、政、军的领导机构，他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等职。

当时，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政治委员，司令程子华调走，由我率三个军参加解放广西的战斗。

南宁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南宁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等职，这样，我又在张老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心里感到无比高兴。

张老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紧密依靠广大各族干部和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和革命积极性，使解放初期广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

因广西是桂系军阀经营多年的老巢，其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加上国民党军阀逃离广西前夕，精心布置留下几万名正规部队，故解放初期，广西匪患极其严重，社会很混乱。

至1950年上半年，在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我驻广西的部队虽然已歼灭了近10万名土匪，但匪势仍十分猖獗。

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匪势的发展更为严重，给广西的革命和建设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和影响。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广西的剿匪工作十分关注，来电指示和批评我们的剿匪工作，要求广西必须在1951年5　月前彻底肃清全省股匪。

张云逸同志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分析匪情，总结、检查过去的剿匪工作，制定新的计划，调兵遣将，决心以歼灭全省股匪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他曾于1950年11月，连续三次以省委四位主要领导人（张云逸、陈温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报或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诚恳接受批评，虚心检查过去的工作，并汇报我们今后的部署，其中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我起草的。

11月底，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对过去剿匪工作出现的一些缺点、偏差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号召全体干部和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一场围歼股匪的人民战争。

结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剿匪任务。

1951年5　月16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

随着革命的进程，我们的革命友情日益增深、发展。

我在南宁患病开刀做手术时，他立即到家里看望我，我调离广西时，他在广州买了象牙笔筒、狮、象等3　件礼物送给我留念。

我和张老调到北京工作后，仍保持密切来往。

1955年，国务院授军衔时，我们曾合影留念。

我在撰写《回忆红七军》一书过程中，他不仅给予热情提供有关史料，而且亲自审阅书稿，并于1957年1　月16日给我寄来亲笔信，对书稿提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现此信此稿刊登在《将帅墨迹选》上。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1974年5　月，我心肌梗塞住院，张老也正在住院，他听到我病危消息时，心里很担念，坐卧不安，他的脚不能走路，便坐着手推车，在他夫人韩碧同志陪同下，来到病房看望我。

真是：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老同志情！

张老离开我们已18年了。

或许因我们过去结下的情谊笃深、交往甚密的缘故，我总拂不尽心头的哀思和怀念。

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发展，蓬勃向前，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想，如果张老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呀！

注释：（1　）莫文骅，曾参加百色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