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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章 捷报（第2页）

张安世便冷笑道：“读书还可以知道很多大道理呢，可大道理又有什么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话有道理吧，可真正有几个肯吃苦？肯勤学的，真有这样肯吃苦耐劳的，不听这样的话，难道就不肯吃苦耐劳了？在我看来，这些话句句都很有用，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可有道理有什么用？我学了一辈子的道理，可我不还又懒又馋吗？”

杨士奇：“……”

张安世接着道：“一个人是否厉害，并不在于他真的学到了什么大道理，而在于他是否真正找到了学以致用的方法，就比如说杨侍讲吧，杨侍讲学四书五经，许多儒生也学四书五经，可绝大多数儒生，学了和没学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会做几篇狗屁不通的文章之外。

可杨侍讲行事谋划，却比他们高明十倍百倍，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人，而不在于大道理。”

杨士奇道：“恩公这番话，过于极端了，杨某认为……圣人之学……”

“圣人之学，知道即可，但是不能去深究，学了圣人之学的目的，不是拿圣人之学去做事，而是心里有了基本的道德观，圣人在的时候，也没指望教人如何去做事，只是提倡礼仪和风气，所以他有三千弟子，有教无类。

可后世的儒生们呢？”

这些话，张安世是不敢对其他的儒生说的，因为他怕痛，怕他们打破自己的脑袋。

可杨士奇不一样，杨士奇比较讲道理。

于是此时，张安世继续道：“后世的儒生，竟将圣人的学问，当成了为人处事的方法，这叫好的没有学到，偏又学到了坏的。

圣人提倡有教无类，那我来问你，现在的读书人，肯俯下身去教育士农工商吗？还不是一个个抱着学问，当作自己的独门秘籍，拿来当做官的敲门砖，借着圣人的学问，来当作自己有别于芸芸众生的资本。”

“由此可见，当下的儒生，都是假的儒生，他们和圣人八杆子打不着，我看丘松都比那些人距离圣人近一些，只有丘松有事真敢上。”

杨士奇苦笑道：‘此言未免偏颇，其实也有许多德高望重之辈……”

张安世道：“德个鸟，抱歉，我骂人了，这是跟一个长辈学的。”

顿了一下，张安世便又继续道：“就说这科举的八股文，你若真将这当作目的，那便是蠢儒。

真正聪明的人，当它是工具，既然做官需要八股，那就研究八股，把它揉碎了，分析出怎么写好，将来做进士即可。

它和农人的耕具，和匠人的锤子，和渔夫的渔网没有什么分别，当我们将其视为工具的时候，并且能将这工具应用好，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才干的人。”

“而有的蠢儒，将此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那么这样的人，就算文章作的再好，也不过是个蠢儒罢了。”

杨士奇这一下子是真急了，直接破防，他不允许有人这样侮辱自己心目中的白莲花：“恩公此言，愤世嫉俗，恩公身上，颇有魏晋之风。”

众所周知，魏晋之风是骂人的话，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读书人，被人骂魏晋之风，大抵相当于说你是傻叉没分别。

张安世没听出杨士奇拐弯骂人的意思，不过听到这个别致的形容，居然乐了：“魏晋之风好就好在他们懂得质疑，蠢就蠢在他们除了质疑之外啥都不会干，一个人啥都不会干，这不成废物了吗？”

“偏偏这些人，却还出自高门，受无数人供养，我很鄙视他们。”

杨士奇叹息，他算是彻底的服了，因为张安世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跟张安世交流，有时候确实挺累的，因为他真的满嘴跑火车。

杨士奇终究忍不住道：“你这样说，是不是连礼义廉耻都不要了？”

张安世道：“杨侍讲，你急啥？”

杨士奇听罢，猛地一醒悟。

对呀，我急啥，我有啥好急的？恩公他又不是儒生，我不该和他辩论。

而且，他还是个孩子啊，少年叛逆，不是正常的吗？

深呼吸。

杨士奇努力地挤出微笑：“杨某没急。”

张安世平静地道：“你就是急了。”

杨士奇很快发现，张安世开始把他从纯粹的学术讨论，拉到了撒泼打滚的层次，不出意外，他可能会被恩公用丰富的撒泼打滚经验把他按在地上暴锤。

他是极聪明的人，立即一转话锋：“杨某的意思是，圣人所推崇的礼义廉耻难道也弃而不用吗？若无礼义，那么与蛮夷又有什么分别？”

“我没说没用。”

张安世道：“我的意思是礼义廉耻，终究只是一个人的良知罢了，人靠有良知是不成的，更不能成日将人的良知挂到嘴边，作成无数无用的文章。

而应该秉持着自己的良知，也就是圣人所谓的礼义廉耻，去完成自己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