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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3页）

求学时代（2）

回国后第二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我跟着何应钦将军到西安。

西北的女性非常少，更谈不上有交友机会了。

有一次，何将军集合部队讲话，那时纪律非常严明，我在台上看见台下有一个士兵摇晃了一下之后，就笔直地朝前倒下，我一见状，立刻飞身过去，单腿跪下，在他倒下之前，把他接住，然后把他抱到阴凉的地方，那时我才发现“他”

竟是一位女兵。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西北军有一队是专门训练女干部的。

从小的生活发展，造成我对男女情感之事看得很淡。

再加上我自小练功，平时的精力都消耗在锻炼身体上，根本无心去谈男女之事。

所以我个人对于男女情爱一事看得很淡薄。

我在西安时，认识了几位小姐，那时母亲也催我赶快结婚，我请示父亲之后，就和石家小姐订了婚。

当时也有许多人想替我做媒，结果因为机会不凑巧，没有进一步接触，所以也就变成了一件不存在的事情。

当时如果不是母亲催我，我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抗战未成，何以家为？

民国三十四年，我与静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婚礼。

常宁宫是古名，当时是七分校的办公地点，大家仍旧沿用古名，胡宗南将军取其吉利，便在常宁宫布置结婚礼堂。

父亲到西北视察时，也是在常宁宫召开军事干部会议。

我本来是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后来为了父亲要到西北开军事会议，他们挑选了一些人，成立第十连（即护卫连），由我兼任连长，负责训练事宜，父亲到西北时的内卫就是由第十连担任。

那时候我几乎一星期没有睡觉，不过当时年纪还轻，也不在乎。

常宁宫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的地方。

民国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那段时间我很灰心。

关于我先室病故的经过情形是这样子的：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十月三十一日父亲生日当天，我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

而静宜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全台湾妇产科的第一把交椅），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

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剂，想凑在十月三十一日生下小孩。

当时我又要跑军官俱乐部（我把军官俱乐部的乐队训练成爵士乐队，我们会演奏舞曲，那时会演奏舞曲的乐队并不多，台视设立之后，群星会的开场曲就是采用我们那时候所演奏的舞曲），又要跑医院看母亲，又要照顾老婆临产。

李院长怎么样也不让我送静宜到医院生产，晚上最后一次来看诊之后，他还是不答应。

我三方面跑，搞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请他无论如何再到家里看一下。

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请他来看时，他认为静宜还没有要生产，可是我母亲的佣人已经摸到小孩的头发了，而且羊水都已经流光了。

那时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早有外孙了。

李院长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

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哎！

我以后怎么做人！

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

他只顾着自己的前途，对孩子的事情以及产妇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告诉我小孩已经死在肚子里头。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

静宜经过这件事情，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这些都是李院长造的谣。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

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