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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东亚（第1页）

这是朴宰雨教授给的题目，这个题目很大，什么都可以讲，作为一个作家理应讲讲自己的写作，可是我讲了三十多年了，关于我的写作，关于我对文学的理解，不知道讲了有多少，堆起来不是一座大山，也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山，伴随这些话喷出来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个半死。

我还写下了不少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先是分散发表，后是结集出版，不少了解我的读者已经熟悉我的套路，所以我开始遇到这样的情景：我在台上夸夸其谈时，有时会看到台下听众里某张陌生的脸上出现会心的笑容，我就知道刚才说的那些话，他或者她已经听过了，可能还听过不止一次，然后我就得绞尽脑汁说点新的什么出来。

今天在座的各位虽然来自韩国和日本，可是你们比很多中国读者还要了解我，很可能我说了上半句你们就知道下半句，我不想看到你们脸上出现会心的笑容，当然我也不指望你们脸上会有惊讶的表情，你们无动于衷就行了。

我想起二〇〇九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和一位作家朋友约好了与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吃午饭，我们两个在书展现场各有活动，我的活动先结束了，就走到他那里，坐在下面听他在台上侃侃而谈，他讲得很精彩，结束时德国听众给予热烈的掌声。

我很了解他，读过不少他关于文学的文章，也和他很多次一起出席这样的活动，所以他那些深受德国读者欢迎的话在我听来都是熟悉的话。

他从台上下来我们一起往外走的时候，我对他说，以后我们不能批评官员们说套话，我们的话重复说，也是套话了。

我曾经以为另一位作家朋友是个例外，我读过他关于文学的文章，也和他一起出席过文学方面的活动，这家伙有个本领，每次说出来的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让我误以为他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的人，可是他花那么多时间去看电视里的篮球、足球、网球什么的，还要花时间整理自己的小花园，他睡着的时间也比我长，他哪来那么多的新东西？后来听说他有一个诀窍，就是他有几篇演讲稿始终不发表，让读者们看不到，让我也看不到，每次演讲时根据不同的对象把那些演讲稿里的内容挑选着说，即使听过他演讲的人，也会有第一次听的感觉。

前几天我遇到他时问是不是这样，他有些得意地承认了，随即有些沮丧地说以后可能不灵了，因为他的一位教授朋友要编辑一套作家谈文学的丛书，他这些压箱底的宝贝都要拿出来出版了。

等着吧，过不了几年，他的铁杆读者再听他演讲时就不会觉得是第一次了。

接下来我讲些什么呢？我知道你们是想听我讲讲自己的写作，这次不讲了，下次见面时再讲，这次就讲讲我的作品在东亚的遭遇。

东亚四个国家里，朝鲜没有出版过我的书，我也没有去过那里。

我有两个朋友去过朝鲜，一个回来后告诉我，朝鲜只有一个胖子，其他的都是瘦子；另一个回来后说，平壤的空气真好。

现在这个时刻，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朝鲜，五月十四日凌晨朝鲜第七次试射弹道导弹，还有第六次核试验至今引而不发，威胁着整个东亚地区。

中国的媒体渲染朝鲜有万门火炮瞄准首尔，想想有些荒诞小说的意味——在万门火炮瞄准下，我们在这里进行“余华与东亚”

研讨会，这个房间也不大，一颗炮弹就能解决我们。

我觉得这个时候来到首尔很有意思，可以感受战争威胁下民众的生活。

刚才饭塚容教授说了，他来首尔之前，几个朋友劝他不要来，因为日本媒体和中国媒体一样也在渲染战争威胁。

本来要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一位中国教授，因为想象自己有可能魂断首尔，不来了。

高玉教授比较勇敢，他来了。

可是我们到了首尔，看到的是歌舞升平的景象，大街上行走的人笑呵呵的，商店里人头攒动，餐馆里的吃喝声都传到街对面的餐馆里去了。

韩国的朋友告诉我，战争威胁已经有七十年了，已经喊了七十年“狼来了”

。

这个会议结束后，我还要参加“首尔国际文学论坛”

，此后要去罗州，去韩国电力公司进行一场演讲。

本来我觉得用十天时间来了解更多的韩国人如何看待朝核问题会很有意思，现在觉得也不会有什么意思了。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在韩国和日本的汉学家里面，第一个翻译我作品的是饭塚容教授，事实上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翻译我作品的人，好像是一九九〇年的时候，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日文杂志《现代中国小说》，里面有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还有他的一封信和一张名片，那时他是助教授，现在他是大教授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的地址的，日本汉学家收集资料的能力是世界汉学界公认的。

此后我们保持了通信联系，我记得他九十年代来北京时经常住在红十字宾馆，我们在那里有过几次愉快深入的交谈。

虽然饭塚容是第一个翻译我作品的，但是我的作品在日本的情况远不如韩国，韩国几乎出版了我全部的作品，日本只出版了七本书，而且是由四个出版社出版的。

根据我的经验，作品被翻译到其他国家后出版社多的话意味着不那么成功，如果你的作品真正成功了，原来的出版社是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会一直出版你的书。

我曾经开玩笑地对饭塚容说，这是你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