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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记误解医生理解医生（第1页）

打破对医生的成见

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

术后很久，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

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经常胳膊疼。

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

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

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

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细胞，局部清扫一下即可，创伤小，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

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诚可靠，不涉及利益。

于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红包、回扣等等之外，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

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它全凭主观和经验。

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但在治疗上，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

不同的人，标准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医生的了解，很肤浅，很片面，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掩盖、医药代表、过度医疗等。

2008年夏天，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

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他姓孔，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

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无他，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是他替母亲作出决定不要化疗了，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还伤身体。

他的一句"

你相信我，出事我负责！

"

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他说："

我怕里面不好。

"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脑部生长良性肿瘤，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

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

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

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

冷漠"

是第一印象。

他们说话谨慎，善用边缘词汇，诸如大概、可能、也许、百分比。

当我开始设计《心术》这本小说的时候，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

他是我的朋友，只有朋友可以说了不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