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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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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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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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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的《真理报》写道：“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

……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

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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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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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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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真理报》在评论中指出：“（日本首相）若槻向美国新闻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抵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

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

＇《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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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真理报》又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

＇《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

＇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当日军侵占辽吉两省许多重要城镇，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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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的警告，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沿中东路北侵的计划。

当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

后来，苏联政府又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

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

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

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帝国主义包围与威胁之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能力，为了苏联自身安全，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而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

柳条湖事件发生40天后，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1月2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再次向广田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关系的政策。

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

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

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

＇〔苏〕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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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出任外相的日本驻法大使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初，又暗示有意转让中东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