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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2页）

被累累贝母花压得似乎喘不过气来，

忧郁而诡异，那蛇一样的花朵，

看似带着暗紫头巾的埃及女郎：

她边写边觉得有个精灵（请记住，我们正在和人类精神最隐秘晦涩的部分打交道）在她身后窥视，当她写到“埃及女郎”的时候，那个精灵让她停下。

“野草”这个词用得尚可，它似乎在说，拿了一把家庭女教师常用的尺子，从头打量着这几行诗；“累累贝母花”——很好；“蛇一样的花朵”——这话出自淑女笔下，恐怕有点过火，但想必华兹华斯会对此赞赏有加；但是——“女郎”？一定要用“女郎”这个词么？哦，你说你在合恩角有个丈夫？恩，那就没问题了。

于是，时代精神继续前行。

奥兰多现在打心里（因为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心里）深深地崇敬时代精神，就像——如果要举一个相较之下微不足道的例子来形容的话——一个知道自己在行李角落里私藏了大捆雪茄的旅行者，深深感激那个大度放行的海关官员一样。

因为她此前非常害怕，如果时代精神细细检查过她的思想，定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严重违禁的物品，并重重地惩罚她。

她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验，全属侥幸，靠的是一系列貌似顺从的表面文章，比如戴上戒指，在荒野里找了个男人，热爱自然，不反讽，不愤世，也不搞心理学家那一套——否则的话，一下就会被识破。

她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个作家的心灵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无限微妙，作品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能否在两者间找到恰切的平衡。

奥兰多做了妥善的安排，使自己处在一个幸福的状态，既无需与时代精神搏斗，又不必完全驯服。

她投入时代，但并未失去自我。

因此，她现在可以尽情写作了，而且，她确实在写。

她写啊，写啊，写啊。

现在是十一月。

十一月过了是十二月。

然后是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

四月之后是五月。

接下来是六月、七月和八月。

再接下来是九月和十月，然后看啊，十一月又到了，就这样，一年又过。

这样写传记，自有其优点，但却不免干瘪、枯燥，而且长此以往，读者可能会抱怨说，他自己也会背日历，何必按照霍佳思出版社[60]的定价掏腰包买这本书。

但是，如果传主偏要把传记作者置于尴尬境地，就像奥兰多现在对我们所做的一样，笔者又有什么选择呢？凡值得请教之人想必都会认同，“生活”是小说家或者传记作家唯一适当的主题；另外，这些权威人士坚信，“生活”与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毫不沾边。

思想和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极。

于是——既然奥兰多在这段时间所做的，只不过是“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那么在她结束思考之前，我们也只能背日历，数念珠，擤鼻子，拨炉火，东张西望，直到她从椅子上站起来。

奥兰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屋里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

要是真的有根针掉在地上就好了！

那多少也算是“生活”之一种。

要是有只蝴蝶飞进窗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能有点东西写写。

或者，假设她站起来打死了一只黄蜂，我们也马上就可以拿起笔来写，因为会有流血，哪怕流的仅仅是一只黄蜂的血，因为，有流血，就有生活。

虽然杀黄蜂与杀人比起来太过琐碎无趣，但对于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比起奥兰多这样每天坐在椅子里，只与香烟、纸墨相伴，也要有料得多。

我们不禁要抱怨（因为我们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地被消磨掉），要是传主们能体贴点就好了！

你已经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笔墨，而她却突然脱离了你的控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窝火的？你目睹她叹气，喘息，脸一会红一会白，目光时而炯炯有神，时而无精打采，你看着这出荒唐的感情戏码在她脸庞上演，而且知道引起这一切的原因——但这些却又只是无足轻重的思考和想象，而已！

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屈辱的么？

但奥兰多是个女人——这是帕摩尔森勋爵刚刚证实过的。

而大家公认，描写女人的生活时，可以不叙行动，而代之以爱情。

有位诗人曾说过，爱情是女人存在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