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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3页）

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

……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在《新青年》的“老伙伴”

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

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

（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地向“左”

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

第四部分：初创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

不光是“老伙伴”

胡适转向，“新伙伴”

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

陈独秀的《论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六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就在《论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

他叫伯特兰·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七○年）。

他成为名人，由于他同兼三种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

对二十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

，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又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

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一番热闹。

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

。

基尔特——Ｇｕｉｌｄ，亦即行会。

“基尔特社会主义”

，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

，一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同创“研究系”

。

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

返沪之后，一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

十一月六日，又发《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空前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