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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走出演播室，梁同学居然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同事委婉指出，梁同学才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内心尴尬万分），随口说：“这没什么啦，我以前还曾经把卖火柴的小女孩念成过卖女孩的小火柴呢！”

梁冬和嘉耀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偶尔，他们的表现也会南辕北辙。

2005年夏天，超级女声的热潮席卷了中国大地。

当我和曹先生去现场观看超女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刚刚升任资讯台副台长的嘉耀竟千里迢迢从香港打来长途，并在我的语音信箱里痛心疾首、语重心长地留言，大意是，子墨你作为一个知识女性，作为一个严肃的专题节目主持人，怎么能去追捧超级女声呢？这实在是和你的形象太不相符了！

我是知识女性，可我也是人啊！

我想，这就是嘉耀吧，连开玩笑都一本正经！

其实，梁冬毅然决然地另谋高就，担任管理职务，是早有苗头的。

那年在台湾，大家去逛诚品书店。

蓓蓓姐抱回了几本讲述养生之道的书，我则收罗了一大堆关于西藏的书。

当我们发现梁冬如获至宝地用他那胖墩墩、肉乎乎的小手，捧着的居然是厚厚几大本管理学专著时，大家立刻面面相觑，那表情分明是想伸手摸摸梁冬的额头，说一句：梁同学，你没事吧？

如今，梁冬贵为梁总，嘉耀贵为董台，对于这对活宝来说，我想升官发财倒是其次，关键是，从此，他们终于可以因距离而产生美了。

名字

念小学时，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

虽然年纪小，说起春秋战国的这三个“子”

，我的口气却不小，因为我知道，爸妈给我的名字足够让我有底气。

不然，从小到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

到了美国，很多中国同学都用了英文名，我却一直用着汉语拼音，Zimo。

好在这四个字母发音简单，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叫出来，根本不用像说绕口令一般，和舌头较什么劲。

但我得到现在这个名字时，却已经六岁多了。

之前，我用的是单名“虹”

。

那时，我姐叫曾东，我哥叫曾方，我们三个合起来就是“东方虹”

。

每次，收音机里响起“东方红太阳升”

的熟悉旋律，我都会用稚嫩的声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对小朋友说，“看，又放我们家名字的音乐了！”

可是，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名字，对爸妈提起，他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明明是他们的杰作，但响亮而又时髦的这三个名字，爸妈似乎并没放在心上。

这是因为什么，年幼的我并不懂得，也从未想去问过。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妈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说要为我们改名字。

我姐和我哥改回“子犁”

、“子剑”

，我的新名字则叫做“子墨”

。

故事是这样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妈观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胆剑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