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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的鸭绒被，一针一线缝制成睡袋；刚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搂着满月的儿子，一手为出远门的丈夫收拾行李，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何时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遥远，只有苍天才能作答，想到这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不由的阵阵袭来。

翻译家墨兰的公子小鹏，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正是为了他们，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头。”

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别。

一年后上海的一场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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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点45分，我们搭乘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正点从北京站徐徐启动。

送行的邬君随着款款移动的列车追了几步，他的签证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先走了。

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自语，离开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无可名状的心情。

能够走的走了，从今以后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广袤的未知世界，无论是祸还是福，恐怕永不重归。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

列车员都是中国人。

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

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

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

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

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

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

总共六天的行程。

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

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

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

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

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

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

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

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

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

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

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

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