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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

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

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

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

武汉也呆不下去，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

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

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

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自从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一九三一年，借助于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

“九一八”

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一九三六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

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他，那时他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

一九四四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

一九四七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包惠僧面临着抉择：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

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朋友中去。

第八部分：锤炼“栖梧老人”

原来是包惠僧　2

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

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

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请我吃饭。

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

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

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

一九五○年，我在革大（引者注：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的简称，当时设在北京颐和园附近）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十二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回忆（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访问了谢缙云），包惠僧在一九四九年住在澳门柯高马路八十八号楼上。

他在九月上旬，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

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

弟包惠僧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