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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1页）

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说道：“我对当时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

因此，他当时一再强调，这封信是提供给主席看的。

彭德怀的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

。

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纠“左”

的，由于这封信一度而为批“右”

，整个会议的议题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连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也感到不可理解。

一封普通的书信，为何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威力呢？这又不得不从毛泽东本人及其晚年的一些情况谈起。

应该承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建立了新中国。

这一功绩是应该永久地载入史册的。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到了晚期，毛泽东的性格则是扑朔迷离，非常矛盾的。

一方面，他力主反对主观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

，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以为凭借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成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主张“团结——批评——团结”

，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和建设的一连串胜利，党和个人威信空前的提高，人人由衷地高歌《东方红》，毛泽东开始不谦虚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即使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也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压抑气氛。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员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

，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

了。

虽然彭德怀一再强调那封信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

，但毛泽东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将此信分发下去，组织学习讨论。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这封信的看法，刚开始还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点过头。

但自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意见书，并上升到“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

，“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

的高度之后，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

（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组成，因四人在会议期间意见一致且来往密切）。

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7月1日常委会”

，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

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

的大会了。

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对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检查，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辩。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申辨是苍白无力的。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问题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结论。

“一封朝奏九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