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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4页）

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

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

“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

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

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

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

“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

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

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

（《徐向前传》）徐向前和朱德一样，“求大同，存小异”

，为避免“内讧”

，忍屈含冤，坚持革命。

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徐向前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

，缺乏思想准备。

加上他长期卧床养病，本来就对政治变故不敏感的徐向前就更搞不懂了。

但他搞了一辈子军事，懂得军队不能乱，涉及到国家安危。

他被迫“闯宫”

，只是出于作为一名“保家卫国”

的军人，捍卫自己天职的良心。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为躲避“造反派”

的揪斗和人身污辱而东躲西藏，原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无缘无故地打为“叛徒”

，满怀赤诚之心的老帅先后被打倒……这一系列的反常事件使他震惊，也使他警醒。

“肃反”

时张国焘的丑恶表演浮现在他的眼前；因一再迁就陈昌浩的错误主张而导致悲壮西征的惨痛教训涌上他的心头。

当年的顾忌已经不存在，多年的隐痛和愧疚使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拍案而起。

“突变”

的不是徐向前的性格，环境和场景变了，时代不同了。

徐向前还是徐向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

他的血管里奔涌着军人的血液，也有书生的血统。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挑唆下，不明真相的毛泽东暴怒了。

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盛怒之下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

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

陈伯达、江青枪毙！

康生充军！

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