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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那我要跟娃说把狗日的撤了，这伍俊德乡长这么多年就不做人事么。”

老汉以为他那宝贝儿子当的是崤阳县县长。

母亲说她明儿就去县城看儿子。

金秀费了很多口舌才让两位老人明白金超没回来，还在北京哩，他当的官不是县长本身，只是“相当于”

县长。

“说啥了嘛！”

她白了金耀一眼。

两位老人有些失望，但是意识到儿子终归是当了县长的———整个金家凹村，甚至于整个谷庄驿乡的地界上，有几个人是当了县长的？伍俊德乡长想打谁就打谁，想骂谁就骂谁，不是还得看我家金超的脸色？我家金超不想让狗日的当乡长，狗日的不是得要饭去？他除了当乡长再能弄啥？

金喜财老汉不自觉嘟囔了一句：“等着吧！”

一场剧烈的变动之后，进行干部调整一般来说会比较顺利，这是因为人事变动里面有了某种政治需要的信息，而政治需要往往是强制性的，不可非议，不可反对。

这样，大到领导人的更迭，小到一个单位基层干部的调整与配备，就像国宾车队经过的时候护卫队对行人的驱赶一样是不讲条件的，任何多余的程序上的耽搁，都会对国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次调整中层干部也是这样，徐罘和吴运韬不必要考虑程序问题，比如对即将提拔使用的人，由人事部门到群众中去广泛征求意见，了解所谓的“民意”

，或者对要退下来的同志做好安抚工作，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这些很麻烦的过程都不需要了。

任命就是命令。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文件下发之前，无论被免职的还是被提拔重用的，事先都没得到一点暗示，所有人都从这份突然而至的文件中看到组织对自己未来所做的安排，并从中看到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未来的安排。

既然这种强制性安排得益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严峻气氛，是国家意志某种形式的延伸，那么，这样一个小单位，能有什么话可讲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王莹琪不可能如此平静地接受这种无端的安排。

这个当年成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时候曾经和邱小康一起就这个单位的发展进行过认真讨论的人，这个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成立那一天起就在为它的发展勤奋工作的人，这个位置和待遇对于她从来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的人，从来没想到过，她的生活会被某种力量改变为一种陌生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性格开朗，经常因正义感而激动愤怒的女性，虽然出生在高级干部家庭，对社会不公正和腐败现象却深恶痛绝，常常不分场合大放厥词，言辞要比出生在平民家庭的人更加极端和肆无忌惮，最终导致追随杜一鸣到外面参与活动。

尽管这里面有必然因素，但是，也不全因为如此。

其实，王莹琪对杜一鸣一直是有看法的，她认为杜一鸣未必有多么深刻的思想，他的激烈言行很大程度上是哗众取宠，是知识分子式的空洞喧嚷，是生存需要的某种技艺。

她到那里去听人演讲与对杜一鸣是否认同无关，与杜一鸣是否对她进行了招引无关，仅仅是她后来所说，“在错误的时候做了错误的事情”

。

她作为一个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只是要表达正义感，而呼喊是最便捷的方式。

整顿的时候，她尽可能“说清”

了自己。

她仅仅去过一次，虽然被人检举说她曾经在说那里过有严重问题的话语，但那不是她的主张，那只是对社会上一种说法的复述，褚立炀不把它作为罪状写入卷宗，所以也就不是什么事情。

她从来没有认为去过一次会导致某种后果，她一直相信领导会有把握。

徐罘和吴运韬对她都客客气气，吴运韬还专门暗示给她：你那点儿事算什么？

当秘书科丁玲把文件轻轻递到她手里，看到“免去王莹琪第二编辑室主任职务”

几个字的时候，她就好像被人猛然用棍子击打了一下。

位置对不占有位置的人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但是对于要失去它的人却极为紧要，她难以想象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怎样做日常那些事情，难以想象怎样在金超的管制下去工作……她的第一个冲动是去找徐罘，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她犯了什么错误？但是，在她抓起文件的一刹那间，又冷静了下来：生活经验告诉她，从来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收回已经下发的文件，哪怕是将一个人或一群人毁灭的错误文件。

组织是一部依照自己的程序进行运转的机器，你不具备任何使它停止运转或重新制造某种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