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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伦理孤独2（第2页）

离异。

这段期间，整个社会在面临一种转变，不仅是经济体制、社区关系，还有家庭型态也改变了，我在〈因為孤独的缘故〉这篇小说中，试图书写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转换阶段，人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调整。

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一个四十六、七岁左右，更年期后期的女性，她的身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

当时有点想到我的母亲，她在四十五岁之后有许多奇怪的现象，当时我约莫二十出头，没有听过什麼更年期，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是觉得怎麼妈妈的身体常常不好，一下这边痛，一下那边不舒服。

那时候几个兄弟姊妹都大了，离家就业求学，最小的弟弟也读大学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就赶回家带她去看病，持续了一年多。

有一天医生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你的母亲可能是更年期，她并没有什麼病，只是会一直说着身体的不舒服。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更年期」这个名词，也去翻了一些书，了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现象外，一个带了六个孩子的专职母亲，在孩子长大离家后，面对屋子裡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无法调适，所以会藉着生病让孩子返家照顾她。

就像医生对我说的，她的心理的问题大过身体的问题，她的一生都在為家庭奉献，变成了惯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来，因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

所以我在小说裡用「我」，来检视自己年轻时候，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我假设「我」就是那个年代的母亲，卖掉公家的宿舍，因為孩子都离家了，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间，和父亲一起住在一栋小公寓中。

「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也不是那麼亲密，不会讲什麼心事，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裡的拥抱、亲吻等动作－－我想我们一辈子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我们就生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生小孩和「爱」是两回事。

我相信，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过「我爱你」，甚至在老年后，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

回想起来，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大概不到十句。

小说裡的「我」，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戴着老花眼镜，每天都在读报纸。

她很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当作是无聊。

她住在叁楼的公寓，四楼有两户，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带着一个叫「娃娃」的孩子。

张玉霞是职业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说裡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突然中断了与孩子的关系，白天丈夫去上班时，她一个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就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裡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她从脚步的快慢轻重，或是开锁的声音，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

例如张玉霞「开锁的声音比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然后框噹一声铁门重撞之后，陷入很大的寂静中。

」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回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好像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

小说裡的「我」分析着公寓裡别人的心理问题，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

如果你有住在公寓裡的经验，你会发现公寓是很奇怪的听觉世界，楼上在做什麼，你可以从声音去做判断，可是一开了门，

彼此在楼梯间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

」不太交谈，因為公寓裡的伦理是疏远的。

小说裡的「我」正经歷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试图想找一个朋友，要和张玉霞来往。

她碰到娃娃，问他姓什麼，他说姓张。

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就叫她张太太，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叫我张玉霞，我现在是单亲，娃娃跟我姓。

」

「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因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没有单亲，也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她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当场愣在那裡。

而小说裡的张玉霞，是台湾一个小镇裡的邮局女职员，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两个人认识交往，发生了关系，等到男孩子退伍离开小镇时，她怀孕了，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

她找到他的部队裡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这两年的兵役够无聊，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两年后走了，各不相干。

」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裡，充满了怨恨。

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并让娃娃跟她的姓。

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所无法理解的，但在八○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我没有结婚，但我想要个孩子。

」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