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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哥（第2页）

两个外甥答应了。

我听了，托侄子带了十元钱，作为对他的问候。

那天，我手下就只有这十元钱。

今年春天，在石家庄工作的大女儿退休了，想写点她幼年时的回忆，在她寄来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在抗战期间，我们村南有一座敌人的炮楼。

日本鬼子经常来我们村扫荡，找事，查户口，每家门上都有户口册。

有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到我们家查问父亲的情况。

当时我和母亲，还有给我家帮忙的大嘴大伯在家。

母亲正给弟弟喂奶，忽听大门给踢开了，把我和弟弟抱在怀里，吓得浑身哆嗦。

一个很凶的伪军问母亲，孙振海（我的小名——孙犁注）到哪里去了？随手就把弟弟的被褥，用刺刀挑了一地。

母亲壮了壮胆说，到祁州做买卖去了。

日本鬼子又到西屋搜查。

当时大嘴大伯正在西屋给牲口喂草，他们以为是我家的人。

伪军问：孙振海到哪里去了？大伯说不知道。

他们把大伯吊在房梁上，用棍子打，打得昏过去了，又用水泼，大伯什么也没有说，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全家人把大伯解下来，母亲难过地说：叫你跟着受苦了。

大女儿幼年失学，稍大进厂做工，写封信都费劲。

她写的回忆，我想是没有虚假的。

那么，大嘴哥还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抗战胜利，我回到家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初进城那几年，我的生活还算不错，他从来没有找过我，也没有来过一次信。

他见到和听到了，我和我的家庭，经过的急剧变化。

他可能对自幼娇生惯养，不能从事生产的我，抱有同情和谅解之心。

我自己是惭愧的。

这些年，我的心，我的感情，变得麻痹，也有些冷漠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