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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3页）

我们只能具体的介绍在本世纪（前四）后期出现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巨子，作为代表。

这三位巨子是：儒家孟轲、道家庄周和诗人屈原。

孟轲，邹国（山东邹城）人，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的后裔，是孔丘的第四代门徒，属于稷下学人的行列。

他富有财产（这财产来自于奴隶或来自于土地，还不得而知），生活豪华，当他游说各国时，乘车数十辆，仆从和门徒百余人，声势夺人，纵使宰相出巡，也不过如此，这跟苏秦、张仪以及其他平民出身的贫穷学人，迥然不同。

儒家学派的理论体系，发展到孟轲而完全成熟。

修正是有的，如孔丘的正名主义在孟轲学说中已被贬为次要，因为贵族没落，平民（包括奴隶）升起已成定局，硬把“楚王”

正名为“楚子”

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不能维持固有的名份了。

但孔丘的崇古精神，孟轲却全部继承，而且更发扬光大。

孟轲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分辨“义”

、“利”

，即坚持一切以仁义为基本，强烈地反对功利。

我们不能单凭字典上孤立的解释去了解仁义功利的区别，必须在实践中去了解它。

纪元前三二○年，孟轲晋见魏王国国王魏囗，魏囗问他说：“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的吗？”

孟轲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只要说仁义就够了。

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

万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大臣。

千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百辆战车的大臣。

假如大家只讲仁义，不讲功利，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魏囗当时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孟轲在魏王国的游说彻底失败。

从上面这番说话可看出孟轲反对功利，但他的仁义理论却仍然建筑在功利的基础之上。

孟轲又说：“为国家开辟上地，充实国库的人，现代人称他们是英雄，古人称他们是民贼。

为国家缔结联盟，攻战必胜，现代人称他们是英雄，古人称他们是民赋。”

这种民贼必须排斥，于是孟轲声言：“勇敢善战的将领，应处死刑。

能广结盟国的外交家，应处次一等的刑。

垦荒拓地的移民，应处再次一等的刑。”

孟轲这段话，可能是对某一种特定的事情有感而发。

但一旦实行起来，结果将是一种悲惨的场面，那就是：为国家图富强，为人民谋福利和为抵抗侵略，捐躯战场，折冲国际的英雄和外交家，都成了民贼，要被铲除。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胜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

，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

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

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的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