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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感言（第2页）

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

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

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

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隶制农奴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

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努尔哈赤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

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就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

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

努尔哈赤对汉人抗暴作出的反应，是进一步种族歧视、种族清洗。

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

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

窃据沈阳后，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

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

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

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

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

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

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伪金，复州兵民起，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

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

“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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