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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北京律师孙靖对王选的最初印象也是如此。

她第一次见到王选，记得王选的样子很“羞涩”

，吃饭的时候，总是玩弄自己长长的辫子，拆开，辫起来，再拆开，再辫起来，并不是十分爱说话。

但是现在，你再也看不到羞涩的王选了。

没有王选，就没有细菌战诉讼的今天。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王选牵引着细菌战诉讼走过了十年的路。

王选是辩护团律师最好的帮手。

到中国取证调查，王选是他们最好的服务员。

接机，安排中国的行程；翻译，让律师们到大学到更多的中国民众中演讲，让他们在中国找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成就感，让他们领受到中国受害者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王选形影不离，成为他们之间交流最顺畅的桥。

2005年4月25日本律师荻野淳来中国演讲“中国对日细菌战受害索赔案中的几个问题　”

，但是在国内的许多大学，王选竟然找不到一个接受演讲的地方。

当时各大学因为反日游行的事变得非常谨慎。

“这对于日本律师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

我不能让日本律师在帮了我们之后，感觉到冷淡。”

王选说。

于是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她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请求援助，于是日本律师荻野淳才有了听众。

而他所有行程的陪同、翻译，都由王选担当。

对于中国的原告方来说，她永远得保持一个姿态、一种声音，不能让原告看出她的退缩为难来，她得鼓劲。

“她有苦没有地方诉。

她不能给原告讲，在原告面前她永远都得保持坚强的形象。

她的苦也不能对日本人说，那毕竟是外国人，和你是不同的。

在日本人面前，她得保持一副什么问题都难不倒的架式，中国人怎么做，中国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只看王选的。”

诉讼团秘书长王培根说，“王选付出的不但是劳力、金钱、个人的生活，还受了很多怨气。

她的苦没有地方讲。

她有时候向我发一发，但我和她还是有年龄差异的，我特别能理解她，帮她做基础的事，但她精神的苦闷我就没有办法帮她了。”

一些开庭的琐事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王选。

每次开庭前王选提前到达日本。

原告从国内到达成田国际机场，王选会在机场接大家。

第一件事王选要教大家在机场兑换日元。

到达日本的人只能在机场兑换，市里不行，王选要教给大家怎样填表，怎样填写护照的号码。

因为所有的原告都是自费来东京的，王选要处处设法给大家省钱。

从驻地到法庭，出发前在宾馆的大厅里，王选还得开一个会，鼓舞一下斗志。

另外要讲如何乘坐地铁，王选会给大家反复讲要快上快下，不要落了队。

地铁全是电子售票，要按按纽，大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王选要教大家，或者替大家买好票，需要报销的，王选要替他索要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