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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但是打下去谈何容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

8年，40多次开庭，每一个原告到日本出庭一次的费用大约是1万元人民币。

义乌的细菌战诉讼全部都是民间自发行为，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原告出庭要自己掏费用或者到社会上去找赞助。

王选和王培根在义乌动员了他们所能动员的全部资源，学生、朋友、部下，年年都要去做筹资的工作。

“年年如此，大家都受不了了，一开始大家给钱痛快，后来也就难了。”

这笔数字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就连王选的母亲都受不了了，一开始王选回国经常住在母亲家里，后来母亲对王选说：“你不要住我这里了，你住一个月，电话费就要3000多块，我怎么能受得了？”

2003年11月，王选应一家网络公司之邀到宁波商谈捐款，可结果是现场筹款不足2000元。

本来按计划将与100位企业家具体商谈筹款事宜，并商讨成立一个日常性的机构来处理各方捐款的，谁知到现场的企业家寥寥无几。

开设在《浙江日报》的捐款账户的进账虽然有1万多元，但其中的1000多元是宁海中学的数百名学生积攒的零花钱。

一次王培根和王选在义乌筹钱，到了一家单位的三层楼前，王培根说：“我上不去了，实在不行了。”

他的严重的哮喘犯了，三层楼都是畏途。

王选架着他上了三楼，要了万元，给三个原告凑了路费。

王培根记得，第一次筹款筹集到的是7万2千元，这是从200户（个人或工商企业）集来的。

几个人分了工，一家家地跑，50块、100块。

“凑一个人的飞机票是很难的。”

王培根说。

如果情况好，一次筹集10多万元，但这也就是一次去日本开庭的花费。

尽管很艰难，王选还是给原告团讲，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

日本提供的赞助也是市民团体的人到处化缘来的，诉讼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总依赖别人。

2005年7月19日，二审宣判，需要更多的原告和支援者去日本，王选在4月底就前往义乌筹钱。

此次的目的是组织一个50人的声援团，前往日本。

为了让义乌人能够痛快地前往日本声援，声援团被设计成声援之后变成日本经济考察团。

组织者们用心良苦，如果只是声援，可能组织的难度就更大一些。

一个人去日本的费用是1万元，剩余的部分赞助给原告们。

原告们多数是农民，他们的费用必须靠社会捐助。

《浙中新报》、科普协会等单位，请来了义乌各行业协会的会长、大企业家，金华市人大主任参加，义乌市的副市长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以政府的身份出席的。

义乌市府很支持，但不便于出面。

“这场抗战现在到了最后时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就看在我这么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请大家帮帮忙。

你们作为声援团去日本，是代表中国商界的态度的，你们去，我会觉得有支撑。”

王选先作了一个动员。

“看在我王选这么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

这话让人感到某种酸楚。

会场有了片刻的沉默。

王选开始讲形势，先说这次可能还是败诉。

会场一下子变得很静。

王选接着说：“这次败诉，我们就到联合国去。

因为细菌战是掩盖着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拿到联合国就是要让联合国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