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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2页）

。

略早，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也记载了同样的事实：“严分宜作相，受世大诟，而为德于乡甚厚。

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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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残存的消息，隐约透露出严嵩做人有个变化过程———即便是“奸臣”

，也是从比较正派慢慢走向邪恶的。

朱国桢认为，这变化的分界线，发生在严嵩任礼部尚书（大宗伯）前后。

我们可以做一番查证，有无线索支持他这看法。

严嵩在弘治十八年登进士榜，然后做了庶吉士、编修等小官，不久因病去职，返乡，在钤山潜心读书，一读就是十年。

正德十一年，他结束读书生活，重返政坛。

他的学问和文才很好，可能因这缘故，一直在官方学术或教育机构工作，包括嘉靖元年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讲以及该院负责人，嘉靖四年被召到北京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

截至此时，严嵩的履历很清白，没有任何负面议论。

｛77｝沈德符所谓“为德于乡甚厚”

，可以代表这段时期他的公众形象。

他仕途的重大改变，发生于嘉靖七年。

是年，嘉靖皇帝提拔他为礼部右侍郎。

这似乎是正常升迁，连攻击他的人，也不曾就这次升迁说过对他不利的话。

不过，正是这正常的升迁，也许成就了他，也许毁掉了他。

第一，他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离皇帝越来越近，以前不会碰到的事，现在要经常碰到，以前可以不打的交道，现在不得不打，有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嘉靖是怎样一个人，离他近了会怎样、应当怎样，可想而知。

第二，严嵩这个“右侍郎”

，不是工部、刑部，偏偏是礼部，前面早已讲过，嘉靖的威权是由主抓意识形态而来，六部之中，他一直特别重视相当于宣传主管部门的礼部，他所重用的好几个人，席书、夏言，都是从礼部起家，现在，严嵩也被安排到礼部，这个官怎么当或能怎么当，不言而喻。

不论是有意往上爬，还是只求稳妥，小心侍候，礼部右侍郎严嵩都必须开始熟悉并掌握另一种做人风格。

此时，朝中的整个风气已被歌功颂德所笼罩，严嵩很聪明，他不至于搞不清楚“正确立场”

是什么。

上任不久，嘉靖交给他一项差事：代表皇帝本人，去祭告献皇帝（嘉靖之父）的陵墓。

差毕，需要递交工作报告。

严嵩琢磨了皇帝的心理，在奏疏里这样写道：

嘉靖：万岁，陛下（34）

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

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

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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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虚构了一些嘉靖特别喜爱的“祥瑞”

，说：举行仪式时，雨收天晴；新立的石碑，当初开采之时就有群鹳翔护，由汉江运输途中，河水突然变得丰沛……不必说，这些想象很不精彩，甚而可说平庸，严嵩写时自己心里恐怕也有敷衍之感。

没想到，嘉靖读了居然“大悦”

（他实在太爱听好听的话，哪怕一望而知是虚妄的）。

就冲这几句，他决定好好“培养”

严嵩，先把他从右侍郎提为左侍郎，很快，调升南京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