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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2页）

美国独立战争只不过是使得一场可以预见和预测的独立战争真正地发生了。

当然，如同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美国独立战争在形式上也具有其独特性，但是战争的爆发其实是事物自然发展的结果。

从乔治·华盛顿在法印之战中担任独立指挥的民兵军官到他成为领导美国独立大军的总司令之间存在着一条直线关系。

但是如果把美国独立战争视为发生在欧洲的一个事件，则它的发生是不可预见和预测的。

美国独立战争，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欧洲其他国家，颠覆了一个似乎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击败了理性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门徒，即那些启蒙主义专制者们，虽然这些专制者们仿佛即将赢得一场不可逆转的、唾手可得的最终胜利。

美国独立战争把胜利和权力带给了那些在欧洲遭到惨败并且在迅速消失的反中央集权主义、反极权主义的保守党们，他们对于集权政府心怀不满，也无法相信那些声称完美的统治者们。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挽救了自治的普通法，使其不至于被完美法典（perfect　law　code）取代，它也使得独立法庭得以重建。

总之，它重申了一条信仰：人之不完美是自由的基础。

如果美国没有发动对启蒙专制主义的反叛，那么19世纪的欧洲就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

如果美国匍匐在理性主义大军和施行集权制的英王之下的话，19世纪的欧洲也不会拥有自由。

英国也几乎不会有任何有效对抗法国大革命的力量，而在拿破仑咄咄逼人的极权主义面前，英国很可能也不会有战斗到底的决心。

总之，若没有美国的独立战争，著名的英国宪法也就不能得以幸存并成为19世纪欧洲自由以及成功对抗绝对极权主义的象征了。

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而言，人口稀少又相距遥远的美国殖民地取得独立本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美国独立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打败了以乔治三世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运动，同时也成为英国新兴的埃德蒙·伯克的非启蒙却自由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反对所有公然对比、可预测性或者可能性。

美国独立对欧洲的这种影响使其成为19世纪历史上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

美国的独立是19世纪自由社会形成的源头。

认为19世纪全部自由的基础在于保守主义运动克服了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什么新的论断。

就欧洲而言，这种保守党人的运动发生在英国，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发现。

在1850年之前，欧洲政治思想界中的一种老生常谈是英国找到了“出路”

，正如在此之后，人们又普遍地转而将法国大革命作为19世纪全部自由的发源地。

然而英国是如何克服法国大革命的呢？是什么东西，使得英国能够抵挡住法国大革命，并于同时在不发生内战和社会崩溃的情况下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商业社会，而不是发展成为法国大革命式的和拿破仑式的专制主义社会呢？回答这些问题的现有答案将英国的成就归因于英国的人种特征、英伦海峡或英国宪法，但这些答案中没有一个是充分恰当的。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2）

在1770年时，一切都表明英国正日益快速地走向启蒙专制主义。

1780年时，反极权主义的力量占了上风，英王失去了获得绝对权力的机会，而且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英王的革命派竞争对手，即想要建立自己的专制、自己的绝对主义和自己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取代国王的专制和国王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卢梭式的极权主义者们也失败了。

无论是英王的绝对主义还是群众的绝对主义，都没能获胜。

19世纪英国政治体制中的每一种自由制度实际上都可以追溯至“老辉格党”

（Old　Whigs）短暂的执政时期，他们是因为反对向美国殖民地开战而上台的。

他们引入了大臣对国会负责的制度和内阁体制，建立了现代政党体制和文官系统。

他们还规定了王室与国会的关系。

1790年的英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也绝非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它为一个全新的自由社会建立了基本的框架。

这个基本框架就是“老辉格党”

奉行的这些原则，虽然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实际上已经被摧毁，却又由于“殖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