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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第1页）

不到了，即使是女青年，也很少有在15岁上完初中就终止学校教育的——这种情况只有在少数偏远的农村地区才会出现。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预期寿命已经显著地提高了。

当美国在1935年的社会保障立法中引入了政府退休金时，保险精算师们认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58岁。

如今，预期寿命早已超过了70岁，而且还在上升。

在45年前已经活到65岁的人，恐怕最多只有几个月好活了。

而如今，一个65岁的老年男性或女性可以期望再活13～15年。

在如今的发达国家里，大多数年纪达到65岁的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都还只是“中年”

，他们的器官都还能够正常地运转。

最极端的例子还是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男性48岁、女性52岁。

这些数字直到1950年都还没什么变化。

30年之后的如今，日本人的预期寿命已经变成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了——男女两性全都超过了70岁。

第3章　管理巨变：新的人口结构和新的人口动态（3）

就教育转变以及预期寿命和职业生涯的延长而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几乎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在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里，就学时间超过5～7年的年轻人的比例已经比50年前大大地上升了。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增长最快的人群一直是并且将仍旧是老年群体。

在日本，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1970年只占整个人口的7％；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将会上升到14％——每7个日本人、每4个成年日本人当中就有一个年龄超过65岁。

瑞典将有相同的老年人比例，而且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年人比例。

在美国，到了1990年，年龄超过65岁的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18，而且将至少占成年人口的16。

到了2000年，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里，年龄超过55岁的人都将占到成年人口的半数以上——到了这个年纪，他们开始第一次意识到退休以及养老的需要。

在战后时期，劳动大军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当美国在1935年首次发布官方的失业统计数据时，其在没有讨论或争论的情况下，假定“被雇佣者”

意味着一个男性成年的一家之主全职工作并供养着一个家庭。

当然，在1935年也有很多的女性在工作。

但是除了那些不拿薪水因而根本没有被计算在内的女性之外，比如农民的妻子或小店主的妻子，其余的工作女性要么是家庭佣工（现在几乎已经不存在了），要么是正期待着找个丈夫、建立家庭然后永久地离开劳动大军的未婚女青年。

在1980年的美国，男性成年的一家之主仍旧提供着每10个工作小时中的7个。

但是在今天的美国，这些劳动者已经变成了明显的少数派，只占全部劳动者的25。

其余35的劳动者是那些45年前几乎不被考虑、不被计算在内的人：将至少作为兼职员工永久地留在劳动大军中的女性；已过退休年龄却仍旧在全职或兼职地工作着的老年人；主要适合于兼职工作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白人、黑人和墨西哥人）等。

美国的就业和失业统计仍旧假定每个工作的人都是全职工作的，每个“未被雇佣者”

都适合于全职的永久性工作。

他们仍旧假定“未被雇佣者”

事实上是男性的、成年的、供养着别人的一家之主。

然而如今，对每一个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假定都是荒谬的。

劳动大军已经变成了多来源的；而且，其分化还将继续。

这种分化将在年龄分布和性别分布上继续——即使是在日本，女性也越来越多地选择在结婚后继续留在劳动大军中，或者是在自己的孩子过了婴儿期之后重新回到职场中。

分化将在全职和兼职工作上继续。

大多数的工作小时仍旧是由成年男性的一家之主提供的，他们仍旧认为自己是全职员工，在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但是在数量上，其他的员工将在发达国家的各个地方占据优势——比如已婚或未婚的女性。

很多人（大多数的年轻人）将全职工作，将期望不同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