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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附录三（第2页）

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

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

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

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

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

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我终于离开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

但是我并没有去到人民中间。

我从一个小圈子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小圈子。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到上海，再过两年半，成都的那个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产而自杀。

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让自己关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不能够突围出去。

我不断地嚷着要突围，我不断地嚷着要改变生活方式，要革命。

其实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并非铜墙铁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没有决心，没有勇气。

革命的道路是宽广的。

而我自己却视而不见，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艰苦地追求。

从前我们在成都办刊物《半月》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有时还把他当作导师一般尊敬。

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继舜。

在我离开成都以后，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终于参加了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毙了，他死得很勇敢……说实话，我当初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指导人让他给我带路，我愿意听他的话甚至赴汤蹈火。

可是后来我却渐渐地安于这种自由而充满矛盾的个人奋斗的生活了。

自然这种生活也不是没有痛苦的。

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

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

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

换句话说，我并不曾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

我好像一个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却习惯了病中的生活，倒颇有以病为安慰、以痛苦为骄傲的意思，懒得去找医生，或者甚至有过欣赏这种病的心情。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寻一条道路，我读过好些外国书报，也译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尔这类人的回忆录，可是结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

人们责备我没有在作品中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实我自己就还没有找到一条这样的路。

当时我明知道有马克思主义，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药，我却依然没有勇气和决心冲出自己并不满意的小圈子，总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救。

固然我有时也连声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

"我并不是用假话骗人。

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

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

但是提到我个人如何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尽一份力量时，我就感到空虚了。

我自己不去参加实际的、具体的斗争，却只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所以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战略、战术和个人应当如何参加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