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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不过，这其实倒更见出了萧衍内在修养的不凡，而且也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不以流俗为意，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

，岂不正是这位学者型帝王的很好写照吗？

除了去全力料理、经营国政以外，对于如何扭转危机局面、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这位新皇帝在每年颁发的诏文中总要言及“缺于治道”

、“思阐治纲”

之类的话，这也说明他在不听地思考并寻求治国良策。

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中，值得称道的如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对百姓的剥削、救济穷困人口等。

其中虚心纳谏、严明吏治也是值得一提的——周舍当时是萧衍最为亲信的大臣之一，史称他“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

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

，既受重用且20多间常随皇帝左右，自然亲爱非凡。

可是因为周舍督下不严，萧衍追究其责任，只得忍痛将他免官，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这些还都只是新皇帝的小手笔，更有资格载入史册的自然是他的那些大的作为。

明代崇祯皇帝也很勤政、执法也够严厉，但这不过小节而已，你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你就是扯淡嘛；相较之　下，一个英明的帝王还当有“万世之谋”

，也即是为国家谋划一种合理的长远之道，一项坚持几百年而不须动摇的基本国策（可惜的是萧衍善始而未善终、善作而未善成，朱元璋才算是这方面真正的典范）……

2、萧衍的文武之道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自东汉以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此起彼伏的变态时期，而且诸多胡人也跟着来添乱。

精明博学的萧衍自然不想步宋、齐这些短命王朝的后尘，他或许更想一劳永逸将萧梁政权维持下去，所以他的用心和努力在南朝诸帝中是首屈一指的。

攘外必先安内，正人须先正己，一切还当从根本抓起。

为了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萧衍大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振兴纲纪，加强文治。

“礼崩乐坏”

是一个王朝衰败的象征，所以萧衍反其道而行之，乃大兴礼乐之制，提倡忠君节义的儒道治国思想；到天监四年（505）时，梁朝“礼乐制度粲然有序”

，赢得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道，从而也对梁朝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尤其在此方面萧衍喜欢躬亲其事，也体现出了他“雅好礼”

、“意先风雅”

的风范气度。

另外，尊儒贵学、倡俭慎刑也是萧衍的两大政治、文化举措。

自东晋以来儒学式微，“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直到此时才得以改观；讲学授业在梁境蔚然成风，而且坚持不断，萧衍自然也带了个好头，唐代名臣魏征为此赞誉道：“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

二、优借士族，重用寒流。

自曹魏以来，门阀制度已经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虽然高门大姓之家有真才实学者越来越少，新政权也仍然不能不讨好他们；而在另一方面，萧衍也破格提拔了一些有实际才干的寒庶子弟，而且他在登基之前就声称要“以行取士”

、“惟才是务”

。

如此妥协后的“相得益彰”

，自然于改进国家吏治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三、大举北伐，收复失地。

梁朝也出了像韦睿、曹景宗、陈庆之这样的名将，自然在同北魏的较量中，梁朝一度是取得了战略主动权的，这一切有多半应该归功于萧衍的谋划得宜、用人得当。

这其中大家熟悉的可能便是陈庆之“七千白袍军”

的故事，那是梁中大通元年（529）前后的事情，史书中说陈庆之率领着仅仅数千之众就一举攻破了北魏32座城池，兵锋直抵其京城洛阳，“四十七战，所向皆克”

，只是由于其他部队支援不力才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

而也值得一说的是，梁朝在天监初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其声势就相当浩大，萧衍在《北伐诏》中称“百万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