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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4页）

电就那么神奇地来了，就好像是从童话世界中降临一般。

如果世界上没有多少像杰克那样的人，抑或又有好几百万，谁又会在乎呢？然而，由于全球人口正在迅速地接近70亿的关口，所有这些外部效应累加起来，就不能小看了。

那么，谁应该为此负责呢？

总的说来，这应该不是什么十分棘手的问题。

如果我们知道，某人使用一桶汽油而使人类付出了多大成本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司机征收相当的税费。

征税不一定能诱导他放弃驾车出行，事实上也不应如此。

征税的意义在于，确保司机自己承担因他的行为而造成的全部成本（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使外部效应内部化”

）。

接下来，就可以将征税所得在因环境变化而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中间分配，比如，如果海平面突然升高，生活在孟加拉国低地的人们的财产将被洪水淹没。

只要我们确定合适的税种，征税所得或许就能给当地的受害者提供补偿。

然而，当真的要通过税收来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外部效应时，那么我们能说的只有四个字：祝你好运！

因为困难显而易见，例如征税多少、谁来收税，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事实：没人能保证温室气体不跨越国界。

大气时刻在运动，没人知道其确切走向，这就意味着你们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和我们国家排放的已然混为一体、无法分辨。

也正源于此，才会有“全球”

变暖。

全球变暖问题（4）

举个例子，如果澳大利亚突然决定杜绝碳排放，但是，除非其他每个国家也都这么干，否则这个格调高雅的国度，即使费心费力地实施成本高昂的措施，也无法享受到由此带来的益处。

一个国家也没有权力指示另一个国家该如何行动。

近些年来，美国时不时会试图减少碳排放量。

但当美国对中国或印度施压，要求其减少碳排放量时，这些国家会来上这么一句：“嘿，你们分文未付就一路发展成了工业超级大国，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能指责它们呢？

当我们无法强求人们承担因其行为而导致的全部成本时，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动机去改变其行为方式了。

过去，当世界大都市的马粪泛滥成灾时，市民转而使用汽车，这可不是因为汽车对社会益处更大；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使用汽车最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

今天，我们要求人们改变其行为方式时，并没有考虑其个人利益，而是打着大公无私的旗号。

阿尔？戈尔所提倡的正是这种方式，然而或许这种方式会让全球变暖问题看起来更像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除非人们心甘情愿地将个人利益搁置一旁，投入到功德无量的事业中来，即使这意味着个人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

阿尔？戈尔正设法唤醒人们的利他主义道德意识，以及憎恨负外部效应的良知天使。

外部效应的逻辑：从汽车防盗装置到火山爆发

请记住，外部效应经常不为人们所察觉。

为了防止自己停在街上的汽车被盗，很多人都用防盗锁锁住汽车方向盘，例如Club防盗锁。

这玩意儿体积不小，格外显眼（有的甚至是荧光粉红色）。

如果使用的是Club方向盘锁，那么你就是在明确而直接地告诉偷车贼：你的汽车很难被弄走。

与此同时，这把锁也就在间接地表明，你旁边的车，也就是没有上Club方向盘锁的车，更容易下手。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使用Club方向盘锁的邻车被盗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你的Club方向盘锁就带来了负外部效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使用Club方向盘锁堪称反映自我利益的经典案例。

另一种叫做LoJack的装备，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与Club方向盘锁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小型的无线信号传输器，比一副扑克牌的体积大不了多少，被隐藏在汽车里面或下面的某个地方，偷车贼看不到。

一旦汽车被盗，警察就可以远程遥控，启动传输器，根据信号找到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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