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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北匈奴西遁，南匈奴归汉，这种分裂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社会体系在对外开拓中的基本特点，即对落后部族又排斥，又包容。

排其积弊，包其所长。

对于内附的匈奴人民，汉朝大都给予优待。

武帝时，“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辆迎之……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

［15］。

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用之守卫受降城，并给予大量金钱、丝帛、粮食、牲畜和用品。

此后汉匈相安四五十年，其间单于不断到中国朝献，遣子入侍。

正因如此，终西汉之世，除了宣帝末年（公元前49年）、元帝初年（公元前48年）发生过部分匈奴降人逃走和王莽篡位之后匈奴复入塞寇盗滋扰外，其余内附人员，均安定地生活在汉朝统治之下，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

东汉政府基本沿用这一政策，给予南来归汉的单于以侯王之上的礼遇，并颁给黄金质绶玺，赐予大量衣物丝绢、车马兵器、各种用具及谷米牛羊。

以后每当南匈奴发生经济困难，政府都给予接济，从而稳定了南匈奴的民心和政局。

据史载，东汉政府每年用于支助匈奴的费用高达一亿九十余万钱［16］。

足见汉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寻求统一与和平，而不是侵略和掠夺。

这一点与同时代的罗马的对外战争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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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4）

汉朝与匈奴的和平交往，对汉朝来说，也吸取了营养。

《盐铁论·力耕》指出：“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

，“异物内流则国用饶”

。

可见匈奴人民生产的产品，如牛、马、毛皮等，深为中原人民所喜爱。

汉族地区还从匈奴人的草原文化中学习了许多优秀传统。

据考证，地方游牧族的民歌、音乐和绘画十分优美生动［17］，而且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影响。

汉族地区与西域各民族城郭的文化交流，内容就更加丰富多彩。

总起来说，汉匈关系的结果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北匈奴顽固坚持与汉朝对立的态度和奴役西域众多弱小部族国家的立场，最终被汉军联合其他民族将其彻底击溃，使之西遁远徙；二是南匈奴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归附汉朝，以致得以改变自身落后的生产、生活形态，逐步改为农业定居，并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渐渐融合，走上共同进步、发展的道路。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结果，都对汉代中西交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作为第一种结果，汉朝军队逐击匈奴，长驱西进，这本身就是开辟了通向西方的安全道路。

汉朝取缔了匈奴在西域设立的奴隶制度政权僮仆都尉，建立声振西域的西域都护府，这是西域在整体上并入汉朝中央统治的标志，也是中西交往南北道路完全开通的政治保障。

作为第二种结果，归附汉朝的南匈奴，对于中西交通的贡献最大。

匈奴人民与西方其他民族经商交通的传统和经验，给汉代中西交往增添了新的内容。

他们以前与古代伊朗民族、北方塞种、西徐亚部族甚至南俄草原至北欧一带的萨尔马西亚（Sarmathia）种族之间的关系，则直接转变为中国与西方接触和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

［18］情况正是如此，随着汉代社会交往的扩大和疆域的不断西延，引起了汉朝与匈奴的长年战争，使西汉国家经济受到较大的不利影响，这是显然的；也应该看到，战争总是经济建设的反动力量。

但从整个历史发展长河来观察，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其结果也是有明显进步意义的。

汉代对外开放的强大历史潮流，中西交通庞大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是由中外各族人民、各个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多种力量和社会因素汇聚之后的必然归宿。

而匈奴对汉朝的入侵、败退，以及它的归顺、汉化，正是这样的一种因素。

（二）月氏

据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之禺氏［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