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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 失踪的孩子 19（第2页）

我说不出更具体的话，我采用的词汇是我十年前就掌握的，我觉得那些词汇只有在和我们城区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充满涵义，剩下的全是一些精心构造的句子，只是为了打动人心。

之前，在我讲自己的第一本书时，无论如何我都会提到“革命”

这个词，就好像这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词，但现在我避免使用这个词。

尼诺觉得这个词太简单、太天真，从他身上，我了解到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我要更慎重。

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说到“革命”

时，我会说“反抗是正义的”

，很快我会补充说，反抗需要获得认同和支持，这种状态会比我们想象的持续时间更长，我们需要学会管理一个国家。

这些夜晚结束时，我并不是每次都很高兴，很满意。

尼诺坐在那些乌烟瘴气的大厅里，坐在那些和我年纪相仿或者比我年轻的外国女人中间听我讲。

有时候，为了让尼诺高兴，我降低了语调，但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很夸张，暗自沉溺于一种当年促使我和彼得罗吵架的莫名冲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的听众是那些看过我的书的女人，她们期望我说出犀利的话时。

我会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自己变成警察，只有在我们彻底赢了之后，战争才会结束，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进行斗争。

在会后，尼诺会开我玩笑，他说我总是会夸大其词，我们会一起笑起来。

有的夜晚，我偎依在他身边，想向他表白，讲清楚自己的想法。

我坦白说，我喜欢那些极端的词汇，那些控诉不同党派之间的勾结，控诉国家暴力的话。

我说：“你所想的政治，政治的本质让我很厌烦，你去搞政治吧，我干不了这个。”

不过，再三考虑后，我觉得，我也不适合自己之前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拉扯着两个孩子出现在游行队伍里。

游行队伍里的叫喊和威胁让我很害怕，那些暴力的少数派、武装力量、路上的尸体，以及反对一切的革命仇恨，都让我感到害怕。

我坦白说，在公共场合讲话，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对我说的话也不是很确信，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想。

现在，和尼诺在一起，我可以推心置腹，说出内心最秘密的情感，包括那些对自己也不愿意说的事情，即我的怯懦，我的言行不一。

他那么自信坚定，对任何事情都有非常细致入微的看法，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童年混乱的反抗上贴了一个标签，好像只是用工整的字迹写着很得体的话，给自己脸上贴金。

有一次，我们去了博洛尼亚——我们去支持一个主张城市自由生活的反抗组织——我们不断遇到警察的盘查，一路上被拦下了五次：警察的武器都对准我们，我们被要求从汽车里出来，亮出证件，被迫对着墙站着。

那时候我很害怕，要比在德国经历的那次更害怕：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语言，我想沉默，想按照他们说的来，但我很恼火，我开始嚷嚷。

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开始用方言叫喊，对着那些警察破口大骂，因为他们对我推推搡搡，毫无礼貌。

我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恐惧，通常我没办法控制这两种情绪。

但尼诺一直都保持平静，他和警察开玩笑，让他们不要生气，让我也平静下来。

对于他来说，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是最重要的。

他对我说：“你要记住，现在我们在一起，其他一切都只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