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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4页）

但是，当日后经济恢复、人口数量反弹、粮价大涨、土地变贵时，低价转让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则无法收回。

黑死病后定下的低地租是永久性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这就使拥有这种使用权的农民大发其财，发展成为了大佃户阶层。

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

东欧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强化，封建领主用政治权力强迫农奴在庄园里为自己生产粮食。

当封建领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时，就把这些粮食运往西欧的先进地区进行交易，用其所得购买自己所需。

这样，东欧的“比较优势”

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和养牲口的饲料等成本大体相同。

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则完全不同。

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粮价的飙升，土地经营的一点点改进和产量的微增都会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

同时，佃户是按照黑死病之后定下永久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租率缴纳地租的，佃户几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润全部独吞。

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

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压低了工资，但是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了手工业。

因为城市手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使经济变得更加多元化。

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兰地区，在17、18世纪时工资是最高的。

英国到了18世纪紧随其后。

总之，西欧和英格兰更依赖市场、依赖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

相对而言，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资价格也比较高。

更何况，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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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

他还特别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普通百姓则完全没有受到保护。

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想想亚当·斯密的分析，想想他所预言的历史，今天的中国，难道真会靠“保护富人”

而成为大国吗？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

，即扞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

“低薪陷阱”

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

。

所谓“衬衫经济学”

，和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

其实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

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