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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部分（第2页）

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如当年的通用汽车公司那样，单纯追逐经济利益或利润，忽视了人的社会存在，忽视了人作为社会一员的尊严，结果导致“工作中的人”

对工作的敌视，对企业管理当局的敌视，导致组织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在这种状态下，企业无法让一个“工作中的人”

站在企业整体的立场上为产量、质量、成本和利润或效率做贡献，企业也因此无法在更大的运行规模上保持效能。

可谓社会、企业和个人同时陷入困境。

在德鲁克的思想中，社会是靠大家来维护的，如果某人丧失了社会功能，也就丧失了社会身份，就丧失了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成为一个被社会“放逐”

的人，自然他也就不会关心或维护这个社会。

究竟如何摆脱现实困境，以及解决企业内部普遍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劳资冲突，实现企业内部利益关系的整合，有赖于一个具体企业的“管理”

。

尽管我们不能给一个具体企业设定管理的内容，但是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思路是确定的，因为整个社会需要有内在的一致性。

这就是承认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是一个“社区”

或社会的不可分割的“分子区域”

；企业成员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地位，据此建立起一个组织的公正，形成组织协同的制度性规范，包括保障组织成员的生活和就业安全，以及满足组织成员的需求，统一企业成员的意志。

德鲁克认为，就像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功能组织”

或一个“器官”

一样，管理是企业或一个组织机构的“器官”

，即通过管理来实现组织机构的效能。

管理和组织，就像人体与器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可以从观念上分辨出来，分辨出管理部门和管理系统的存在，如同人体中的器官，以及某个器官主导下的功能性子系统。

真是妙不可言，德鲁克总算自圆其说了，把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在观念上区别开来了，也使自己成为现代组织理论的第一人，当然是基于“政治社会学领域”

的现代组织理论，否则就是对巴纳德、西蒙和斯隆的不公。

德鲁克一直强调，《公司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开创了“组织研究的领域”

，而社会上的人则始终认定《公司的概念》是一本管理著作。

《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德鲁克直面自己的未来选择，必须在“政治社会学”

与“组织管理学”

之间做出选择。

当年韦伯始终是站在“政治社会学”

领域研究“官僚科层制组织”

的；而德鲁克从“政治社会学”

领域出发，最终进入“组织管理学”

领域。

不过他的心依然系于社会问题，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这样。

德鲁克的选择有种种主客观动因，他自己认为“组织管理领域”

是一个空白，补全这个空白对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行意义重大。

ⅩⅦ客观地说，他是为自己开创的“现代组织理论”

找落脚点。

《公司的概念》毕竟是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实践”

基础上完成的，远在德鲁克介入之前，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功地使生产经营过程处在“有组织的状态”

，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