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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丘在魔都（第2页）

这是绝对的偶然，这是注定的错误。

一个人找到或找不到另一个人，由此，一个人赢得或失去他的世界，这是黄昱宁的根本主题；在她看来，这才是现代的元叙事，是不管英国人还是哥伦比亚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国的上海人的初始和最终的故事。

由此你才能理解黄昱宁对媒介的痴迷。

她的几乎所有小说中，一个图腾、一个内在的机枢是媒介：《呼叫转移》《幸福触手可及》和《三岔口》中的手机、微信和朋友圈，《水星很忙》中的杂志，《文学病人》中的电视，《千里走单骑》中的未来科技；还有《水》中的楼板——这是这本书里唯一的前现代媒介，楼上和楼下的两个人通过楼板互传声息，它暴露出所有媒介的本质——它传递着，也隔绝着。

当生活被越来越多的媒介介入时，人们在《文学病人》的孤岛上相互遥望——在《三岔口》中，暴怒的男人把女人推到窗前，他就是要让窗下前来捉奸的妻子放下手机：看看吧看看吧！

能不能真实地面对你的生活你的世界！

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一刻，“真实”

不是客观之物，“真实”

同样是被创造、被观看的。

个中悲怆在于，男人在幻象、隔绝、错误的围困下做出了关于“真实”

的表演，他表演的同时也是他的绝望。

人与他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关乎人如何和怎样获得、持有他的世界，这是最日常的经验；而在黄昱宁的讲述中，这是探险，是错误百出艰难困苦的旅程。

在现代的、媒介重重的人间，人已经失去与他人，其实也是与自己的直接、整全的联系，他只能期待着偶然，期待在不可能的可能中邂逅、偶遇，期待着在上千万人口的“魔都”

街头奇迹般找到“那一个”

；他必须把自己想象为、创造成戏剧人物。

而黄昱宁，她骨子里是多么俗，她崇拜并期待奇迹，她是无可救药的戏剧瘾患者；她的所有小说，每一篇，都起于一个诡诈的、疯狂的念头，一个奇迹般的偶然。

然后，她还具有中国小说家们普遍缺乏的禀赋，她具有超强的、缜密的执行力，她能够精确地实现奇迹，她能把不可能做成绝对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她放纵而又禁欲地享受着巨大的快乐，她是魔术师，她是骗子；但是看啊，你永远不知道她会从礼帽里掏出什么，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看着我们：意不意外？惊不惊奇？

我得说，就讲故事和施行骗术的技术而言，黄昱宁在中国作家中出类拔萃，她已经是一个女麦克尤恩，她也许希望自己是一个年轻的阿特伍德，但她还缺乏阿特伍德那样的耐心，那种女巨人般的自信、丰盛和凶猛。

她或许受制于自己的“原罪”

——她是个半路出家的小说家，她必须更像小说家，她怀疑自己的天性和天赋，她就像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怀疑自己能否找到另一个，比如，现在正在读《八部半》的我和将要读《八部半》的你。

她必须全力以赴，她就是《文学病人》中遥对万众的作家，她有一种防守型的艺术姿态，她至少要无懈可击。

——在这网络文学的会场上，忽然想起另一种网。

在我常去的公园的那座桥上，每一盏路灯都被一个蜘蛛占据，他在这有光的、有温度的地方展开复杂的工程，编织一个精巧的、透明的、有足够黏性和弹性的网。

那就是他的世界，如此安稳又如此脆弱。

不能想象他会离开他的网，这个网对于他不是外在的，这是从他的内部生长出来的，一点微小的腺体，无休无止地吐出透明的丝。

然后，他等待。

或许会有一只昆虫纯属偶然地撞上来，进入他的内部，成为他自己。

他知道有人注视着他和他的网吗？我们读网络小说，看电视剧，玩游戏，发朋友圈；我们书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谁说书写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难道不是天天在手机屏幕上书写以致手指肿胀？我们编织梦想之网，我们是“头号玩家”

，我们要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以为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