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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4页）

还在头痛，只有等工程验收下来，我们才能将尾款拨到中海公司。

然后由中海给老付。

老付再支付工钱给兄弟们。

刘律师，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刘扬帆道：“黄经理，这确实存在着一个三角的关系。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付通带着他的兄弟们找天启要工资，也并没有错。”

黄山河道：“这我就不明白了，付给工人工资，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出钱找建筑公司建房子。

与我们对接的是中海公司。

房子不行，我们就要找中海公司追责，至于中海公司再转包了项目。

转包给什么人，有没有资质，那应该是他们去理清……明明是很清楚的道理，怎么反倒赖到天启这里呢？”

此话一出。

付通等又不依了。

立即炸开：“我们活也干了，验收不了，说不定是你们设计图纸本身也有问题，难道还得我们负责？中海说了，他们没钱，你们有钱，让我们找你们要！”

黄山河问道：“我冒昧地问一句，中海公司在拒绝付你们工资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说辞？”

此问令付通语结。

因为他是个带兄弟们打零工的包工头，并没有执业的资质。

而中海公司正是以此为由，说之所以拿不到尾款也有付通无执业资质的缘故，怂恿付通直接来向天启方面要钱。

此刻黄山河有恃无恐地这般一问，正是拿到了他的七寸。

见付通不说话，黄山河有些微的得意，于是又补了一刀：“另外有件事，刘律师应该想得到，如果工人们都有签劳动合同的话，维权时会比较有利。

当然，这和天启还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欠薪的并非我们天启。

付先生，不知道你和你的兄弟们、和中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显然，黄山河一直在假装为难、假装真诚，应对这类事，他可在行了，说的句句都是毒点。

农民工维权，始终都是个大难题。

房产开发商将工程交给建筑商后，建筑商往往会对工程进行层层转包，一旦发生欠薪事件，便相当于产生了许多诉讼的主体。

而这些承包商通常会展开“踢皮球”

，造成长时间的拖延，使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持续升高。

此外，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和层层转包等原因，使得真正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少之又少。

许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农民工并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解决劳动纠纷的取证十分艰难，律师们最后甚至只能将农民工的工资表、考勤记录当作间接证据呈给法庭。

正因如此，即便是能打赢官司，前期取证调查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等到用工方的官司了结，维权事件启动后也还得要走完包括强制执行的14个程序，面对繁杂的程序，许多农民工会失去耐心，因而采用了别的方法——这就是花式讨薪背后的真正原因。

这些，刘扬帆自然很清楚，他回答黄山河道：“这个黄经理多虑了，无论是在协商阶段，还是以后可能走向法庭，我们都将用集体诉讼的模式来处理这个案子。”

所谓的集体诉讼，也叫代表人诉讼，是指多数成员彼此间具有共同利益，因人数过多致无法全体进行诉讼，得由其中一人或数人为全体利益起诉或应诉。

除了首席原告外，其他受害者都不需要直接参加诉讼，甚至都无需知道有这样一个诉讼案的进行。

一旦赔偿额确定，各个受害人都会按照比例得到赔偿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