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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4计划不如变化之一（第2页）

朝廷派来负责谈判的代表，是阁臣王锡爵大人和内廷陈矩公公。

陈公公是辽宁的老熟人了，也没多废话，直接就宣读了万历的口谕：谈判事宜，交由辽宁金奴儿哈赤大人全权负责，别忘了内廷的那份分红就行。

王阁部就不好说话了，扭扭捏捏，之乎者也，让负责接待的何和礼和史克兰不明所以。

后来还是深蕴朝廷为官之道的白斯文来到大连，才解了围。

原来竟然是王锡爵代表江南仕族来讲数，呃，口误，是来沟通，加深友谊来了。

王锡爵是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当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王锡爵位在第三，三人同为南方人，当然代表着江南仕族的利益了。

原先明朝的海禁到了嘉靖年间，已经形同虚设、漏洞百出，各方豪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江南依靠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场盛宴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辽宁的崛起，把原来海上贸易形势微妙的平衡彻底打破。

先是玻璃制品和骨瓷（灵瓷）的出现，抢了江南陶瓷的市场，而且辽宁的产品和江南的陶瓷完全没有可比性，让江南无从反击。

辽宁打败朝＊鲜，设置海关后，完全控制了明国和朝＊鲜的海上贸易。

想要正常贸易，就必须缴交巨额的关税；在辽宁水师的严厉打击之下，走私基本上是有出无回。

这是辽宁大伙的财路，任你求饶贿赂都不会退让。

江南仕族也不是没有尝试制造舆论，取消海关。

但由于辽宁的利益共享的策略之下，囊中羞涩的朝廷和内廷，只是无关痛痒的说了几句，就无声无息了。

至于江南仕子惯常的煽＊动＊民＊变的伎俩，在江南还合用，在北直隶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更别说作为羁縻之地的辽宁了。

历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

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由于华夏封建社会仕子的特殊地位，他们掌握着社会的舆论，得到社会大众盲目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又和封建仕族勾结，代表着封建仕族的利益，为他们摇旗呐喊，散布舆论。

在明末，新鲜出炉的无＊产＊阶＊级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很自然的被仕子们挟裹利用，作为封建仕族和政府对抗的工具和炮灰。

在明末，江南封建仕族就多次利用织工、矿工对抗向他们征税的税监、矿监。

因为有功名的仕族是不需要交税的，作为他们的代表，朝廷的大佬们当然不会向他们征税了。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可不会说这些。

教科书里面记载：“明神宗朱翊钧统治时，为了增加皇室的收入，挖空心思地榨取百姓的血汗。

从公元1596年开始，他派遣宦官到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大镇做“税监”

，“矿监”

，搜括钱财……苛刻的税捐制度导致江南各地百姓纷纷暴＊动，江南地区人民的反税监、矿监斗争带有市民斗争的性质，历史上被称为‘江南民变’。”

至于税受用于什么地方，就不关教科书的事了。

当东瀛幕府求和的消息传回北京，江南仕族的代表们立即反应过来：看来只能向辽宁输诚了，否则江南和东瀛方面的海上贸易也会被截断，这样的话，江南仕族就只剩下和南洋的海上贸易了。

王锡爵背负的任务就是和辽宁确定海上贸易的势力范围，保护江南仕族的利益。

辽宁当然不能同意：我们还想着到南洋做无本生意呢，现在都划定范围了，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

经过短暂的商议，辽宁上层一致同意：以辽宁上层还要商量为由，先把老王踢到长崎和谈，撂上几个月，趁这段时间敲打一下江南的那群自大的家伙，再和他们谈！

等旱灾、风灾连续破坏江南，再派李思谨扫荡一下东南沿海，看你们还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