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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第1页）

西伯利亚人”

远洋货轮。

根据苏联国家交通部的规定，超过一万吨级排水量的远洋货轮必须配备两名报务员，所以“西伯利亚人”

号货轮上还有一名报务员，她是真正承担通讯任务的角色，而傅索安不过是搭乘该轮混往香港。

“西伯利亚人”

远洋货轮的全体船员，都接到政治委员的严厉警告：不准纠缠新来的女报务员，不准在背后议论她，更不准对她的任何行为加以指责，谁若违反，回国后将倒霉！

因此，傅素安在航行途中一直优哉游哉，什么事情都不做，除了喝酒便是在甲板上散步，有时兴致上来，就钓钓鱼。

1973年10月17日，“西伯利亚人”

远洋货轮经过四天的航行，安然驶抵香港。

根据苏联交通部远洋货轮公司的安排，“西伯利亚人”

号货轮在卸掉所载的煤炭后，应当驶往马尼拉港装运一点八万吨小麦返回苏联。

但是，该轮在抵达香港后的第三天，在卸掉所载的煤炭后准备启航时，却发现“一台柴油机出了毛病，根据航行规定，这是不允许继续进行远洋航行的，于是，“西伯利亚人”

号货轮便驶往香港的造船厂码头，请求船厂为他们修理。

在修船期间，船员是可以上岸游玩、购物或者访友的。

这样，傅索安便获得了上岸的机会。

但是，当天她由于未接到马他耳抵达香港的通知，所以未曾上岸。

次日下午，傅索安接到政治委员亲自送来的一张明信片，说是岸上有人送来的，因上面有克格勃事先关照他的暗记，知道是让转给傅索安的，所以马上送来了。

明信片是写给政治委员的，是一段简单的生日贺词。

但是，当傅索安把间谍用的密写药水轻轻拭上去后，生日贺词就变成了俄语写的情报，通知她马他耳今天上午已经抵达香港，下榻于“拜敦饭店”

8楼11号房间，随他一起来香港的，有他的妻子和一个五岁的儿子。

傅索安当即决定上岸。

下午5时多，她已经变成了黑头发黄皮肤的东亚人，坦然地走进了“拜敦饭店”

，以全套的证件证明自己是日本国公民，身份是记者，赴港来旅游兼采访，要求住宿。

对于饭店方面来说，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马上作了安排，并根据傅索安的要求让她住进了7楼11号房间。

傅索安进了7楼11号房间后，立刻从皮箱里取出了窃听仪器，那是一个和汽枪子弹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儿，四面都有特殊的微型强力吸盘，能够轻而易举地粘在任何物体的表面。

傅索安俯身窗外，把这个窃听器扔向马他耳住的811房间的窗户上沿，使它沾在墙壁表面。

窃听器刚沾上去，原先的白色便自动变成了与墙壁相同的浅绿色，连傅索安自己一不小心也就找不到它了。

傅索安接着拆开了皮箱的拉手，从里面取出与窃听器配合使用的指令发射仪、信号接收仪及微型耳机，迅速装配好后，开始测试。

她发出了“开始工作”

的指令，耳机里马上传来811房间里的声音：电视打开着，正在播着李小龙的武打片。

马他耳夫妇和那个五岁的儿子正在欢笑嬉语，说的都是法语，傅索安听不懂，但她估计那是马他耳夫妇在逗他们的儿子。

那个黎巴嫩小孩有着一副银铃似的嗓子，稚嫩而清亮，就像春天温柔和煦的风儿在轻轻地吹起一串小小的风铃。

傅索安在惊叹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窃听专家竟能制造出如此精湛的窃听器设备的同时，也深深被那个小孩的嗓音所感染，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未听到过世上还有这样好听的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