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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2012年，我去了萨尔瓦多共和国。

我们沿西海岸飞行，去参观一个农业项目。

这个国家曾经拥有郁郁葱葱的雨林植被，但是据估计，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发展农业和其他产业，85％的雨林被毁。

在一些地区，农夫已经开垦了所有陡坡上的土地。

他们在自己的腰间拴上绳子，再把绳子的另一头捆绑在大树上，这样他们就不会滚下山坡，可以安心地播种，收割。

不幸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覆盖作物来保持水土，再加上频繁的雨水冲刷，大量的泥土从斜坡滑下，流进河流中，混沌的河水看起来就像巧克力牛奶一般。

当我们从上空飞过时，看到就在河流注入太平洋的地方，形成了几片巨大的蘑菇状的黑色区域。

而且对这些农夫来说，生产率在不断下降。

每一天，海洋都在侵蚀大量的耕作层土壤，而这些耕作层在农夫们的有生之年是不可恢复的。

“无所畏惧？”

另一方面，美国的耕地特别适合种植谷物，而且不会对大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以及先进的技术，这使得我们的农业产量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急剧增加。

但是在我看来，美国农民长期忽视土壤健康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知道如何保护土壤并提高产量，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在研究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便是：美国政府花费数亿美元使肥沃的农田闲置下来，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而发展中国家则要为农民提供补贴，以让他们在脆弱的土地上加强生产。

另一个历史事件加剧了这个问题。

1980年，吉米·卡特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使得我们无意之中对雨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巴西、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原本并没有将谷物大量向世界市场出口的能力，但是当卡特决定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进行制裁时，一个大好机会呈现在这些国家面前。

它们迫不及待地增加粮食产量，把粮食销往世界市场，并且开始快速毁林开荒。

与此同时，虽然美国的农田肥沃、健康、多产，我们却将其过剩的粮食产能搁置一旁，把自己从世界市场中抽离了出来。

我开始接触农业的其他部门，诸如食品加工部门、农业协会和提供各种农业产品的公司，并与它们进行讨论。

它们不愿意卷入公开的辩论中来，更乐意保持中立。

对它们来说，美国农场主通过在肥沃的土壤上进行合理耕种，不破坏环境，并提高产量和市场占有率，才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脆弱的生态系统能被保护起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1994年9月，我写了一篇名为《生物多样性并不可怕》的专栏文章，有幸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

在其中，我这样写道：“我们一时犯蠢，没有签署那份公约，使得我们失去和世界各国领导一道商讨重要议题的一席之地。

如果人类想要让世界的粮食供给与人口增长相协调，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要发生转移，即增加肥沃且管理良好的农田的产量，减少对脆弱农田的使用。”

接着，我详细地讲述了外来植物对美国农业健康所做出的各种贡献。

“虽然仅仅20种作物便可构成世界日常饮食的90％，但保持多样性仍旧必不可少。”

这便是我的基本论点。

德韦恩很喜欢那篇文章。

不久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想要你去阐明生物多样性的议题。”

我回答道：“这不是明智的决策。

我又不是这些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一定会对我的观点挑各种毛病，把我驳得一塌糊涂。

我还是写一份书面声明吧。”

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

雷·戈德堡（RayGoldberg）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农业专家，当时也是阿丹米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他看了我的声明，打电话对我说道：“每两年我便会出版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