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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我们提交“岔路口”

备忘录后的六个月是美国介入印度支那的三十年中最严峻的一个阶段。

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八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遇到了我们在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最终抉择，使美国走上了大规模军事干预越南事务的道路，这次干预最后使他失去了总统宝座，并使美国陷入了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分化状态。

在此重要时期，林登·B·约翰逊发动了对北越的轰炸，向南越增派了地面部队，使美军人数从二万三千名增加到十七万五千名，一九六六年还有可能增加十万名，以后甚至更多。

这些决定都是在未向外界充分披露和未经充分辩论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埋下了日后发生信任危机的种子。

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威廉·约翰逊总统未能使美国人民把他当作知心人？为什么林登·B·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军事策略未经充分辩论？为什么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我们扩大了战争而不是抽身而退？为什么我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行动的内在意义？国内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总统建设“伟大社会”

的抱负和两党中的极端保守派的压力——对越南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希望、忧虑、感觉和判断——准确的和不准确的——促成了我们的想法和决定？

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收到我们的备忘录的同一天，派遣麦乔治·邦迪去西贡评估有无出现稳定的政府的前景，并商讨美国是否应该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

倾向于支持采取行动的人（包括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认定，此举会增加南越的信心，使他们相信美国愿意为南越而战，这样就可使其道德和政治基础得以加强。

西贡的形势证实了麦乔治·邦迪最大的担心：南越的将领们在继续内讧和迫害佛教徒；政客们依旧没有实权；教徒们坚持在街头示威和抗议，麦乔治·邦迪致电总统：“非共产党军队目前的情况就像在进行内战中的内战。”

麦乔治·邦迪访越的第三天，越共使用炸药和迫击炮袭击了南越陆军司令部和西贡以北二百四十英里处的波来古附近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

八名美军死亡，一百多名受伤。

在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支持下，麦乔治·邦迪立即建议给予北越报复性的空中打击，这是华盛顿数月以来一直在考虑的。

越共对波来古的进攻和我们做出的反应导致了战争的升级。

总统一收到麦乔治·邦迪的建议，即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了有国会领袖出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虽然对北越的空袭会增加额外的风险，因为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正在河内访问，但几乎每一个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苏联问题专家汤米·汤普森和乔治·鲍尔）都要求对越共的进攻予以还击。

只有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坚决反对。

他隔着会议桌直视着总统说，即使河内没有直接指挥这次进攻，它也“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

他说，“南越的老百姓不支持我们”

，否则的话，“越共不可能发动这次突然袭击”

。

他呼吁林登·B·约翰逊慎重考虑这个事实，因为报复性的空袭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只说不练了”

。

总统听完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发言后，依据“东京湾决议”

赋予他的权力下达了空袭命令。

第二天晚上，麦乔治·邦迪带着一份报告返回华盛顿，报告称：越南的形势每况愈下，如果美国不采取新的行动，失败不可避免……在越南的利害关系非常之大……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实际影响力在越南受到了直接威胁。

现在没有办法解除越南人身上的负担，也不能通过谈判做出任何重大承诺而使我们退出越南……目前，任何形式的和谈撤退都意味着投降。

麦乔治·邦迪建议采取渐进而持久地轰炸北越的政策。

他提出两个目标：就长期而言，他希望轰炸对北越的意志产生影响，迫使他们减少对越共的支援并进行谈判；就短期而言，他认为轰炸能“立即在南越增加乐观情绪”

。

这种策略能改变长期的趋势吗？麦乔治·邦迪说他不能保证。

他说，“越南的前景很不妙”

，“有许多事情需要越南人做得更好”

。

但是，“我们在越南的立场存在严重弱点，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没有热情、实力、耐心和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并坚持下去”

。

他在最后一段中强调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从最乐观的方面来看，在越南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认清这一基本事实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重要，让我国人民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认为我们当时没有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