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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的听证会上，他得到了迪安·腊斯克的确切保证（我认为他私下里也得到了林登·B·约翰逊的保证）：在未与国会充分磋商的情况下，总统不会使用决议赋予他的广泛权力。

但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重新检讨这件事的听证会上，他通情达理地为我开脱了故意误导国会的罪责。

“我从来没有认为你在故意欺骗我们”

他说。

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克莱本·佩尔和斯图尔特·赛明顿也做了相似的声明。

东京湾事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欺骗，而在于滥用决议赋予的权力。

决议中的语句确实赋予了总统后来使用的权力，国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时也了解到那些权力的广泛性。

但毫无疑问的是，国会绝对无意在未进行充分磋商的情况下，授权总统把驻越美军从一万六千人增至五十五万人冒着与中国和苏联开战的危险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使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预持续那么多年。

国会与总统哪一方对美国军事行动拥有主导权的问题今天仍处于激烈争论中。

这项斗争来源于宪法规定的模糊性。

宪法规定总统是三军总司令，但赋予了国会宣战权。

一九九○年十二月海湾战争前，我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可能在海湾动用美国军队的问题发了言。

此前几天，国防部长理查德·B·切尼断言，布什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有权把美国军队大规模投入海湾地区作战（我们最后向海湾派了五十万男女军人）。

民主党参议员保罗·萨班斯问我对理查德·B·切尼的说法有何意见，我说我不是个宪法专家，所以不愿回答。

参议员保罗·萨班斯认定我会否定理查德·B·切尼的说法，所以坚决要求我做出答复。

最后我告诉保罗·萨班斯，他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法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总统应该在未获得代表民意的国会赞同的情况下把我们国家投入战争吗（回击对我国海岸线的进攻的情况除外）？我说不应该，我相信布什总统也不会这么做。

事实果然如此。

在与伊拉克开战之前，布什总统设法得到了国会的支持（也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

布什总统是正确的。

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我们这些为林登·B·约翰逊办事的人都错了。

第六章　一九六四年的选举及其后果

（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林登·B·约翰逊总统推迟就越南问题做出决定是因为他想全力赢得一九六四年的总统的选举。

有些人甚至断言他出于政治考虑而隐瞒了大规模扩大战争的意图——他想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看上去像个战争贩子，而把自己打扮成爱好和平的理智的政治家。

即使林登·B·约翰逊当时有使战争升级的计划，他也从未对我讲过。

我相信他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从未向我或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他因为面临选举而希望我们在越南退缩不前。

事实上，关于该做什么事，他的顾问们也未形成一致意见。

在此期间，南越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使我们更加难以做出抉择：要么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要么阻止南越的沦陷。

对摇摇欲坠的西贡政权应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使我们举棋不定，使我们的政策混乱不明。

我们对这个困难而危险的问题越来越灰心和绝望，这就像一条黑线一样贯串于我们的争论当中。

在一九六四年的竞选活动中，巴里·戈德华特在越南问题上一直坚持强硬路线。

三月初他曾说，在越南的法国军队十年前在奠边府被包围之时，美国就应该投下一颗低能量原子弹摧毁进攻者赖以隐蔽的树林。

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

他说，如果美国介入，就一定能“把战争推进到北越——我们十年前就应该轰炸北越，而不必用我们的生命去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