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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2月21日，蒋介石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的同意，就宣布军校不办了，并擅自发给教职员离职津贴，企图解散筹委会。

他写了一份辞职书，说“筹备处已移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卸”

，便不辞而别。

孙中山与廖仲恺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

廖仲恺当即对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

“蒋介石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

蒋介石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后，擅自离开广州，跑到上海消极对抗。

他给廖仲恺的信中托词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广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绩不满，二是对廖仲恺的财政不满，三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信任。

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委托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明言他想当这个校长。

孙中山在蒋介石的辞职书上批复：“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

为了不影响军校筹备工作的进程，2月23日，孙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恺兼理筹委会委员长之职，同时邀请邓演达、叶剑英等一道办理招生建校工作。

廖仲恺忠心耿耿，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同时竭力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复职。

孙中山后又电催蒋介石回粤复职，责问：“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

廖仲恺也电催蒋介石南归，责令“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

。

3月14日，蒋介石复函廖仲恺，表示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

对蒋介石的如此要挟，孙中山和廖仲恺仍是苦口婆心地劝说，3月16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再次阐述联俄、联共的必要性。

为了切实做好招生工作，孙中山指示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仍公布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为委员，经孙中山批准于3月21日成立。

因当时蒋介石离职，指定李济深为代理委员长。

军校筹备工作日益繁忙，蒋介石却逍遥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

这一期间，廖仲恺连日电催蒋介石南归，3月26日询问：“归否？俾得自决。”

表示作最后通知。

3月30日蒋介石致电廖仲恺，借口怀疑军校经费不足，黄埔军校校党代表廖仲恺表示对军校失去信心。

廖仲恺复电表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学，惟请即来。

然而，蒋介石未达目的，哪肯罢休，仍以种种理由不归，暗中也在四处探听孙中山对校长一职的安排。

为了革命大业，孙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许崇智专程到奉化劝说蒋介石回校，并说明如果蒋介石再不回广州，军校之责就只好另请别人了。

4月21日，蒋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况下，他这才重返广州。

蒋介石回广州后，在未正式下达校长命令前，仍是对筹委会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

当时，筹措办校经费是一大困难，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质问廖仲恺：军校费用“是否另有指定？”

廖仲恺为使蒋放心，对他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

实际上，从筹备到办校，廖仲恺为解决军校经费问题，常常不得不以极大耐心同控制了广东财政收入的西南军阀交涉，甚至要跑到杨希闵的鸦片烟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够从他们霸占的税收中得到一点拨款。

廖仲恺扶持军校的苦心，使师生深为感动，誉称他为“黄埔慈母”

。

同时参与军校筹备工作的叶剑英后来就此事评价说：“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1956年11月10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