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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而当务之急，是整治那些不听指挥、无法控制的“笼子外的鸟”

，正是它们扰乱了整个经济局势。

中央的这一判断，是很能够得到国有企业们的呼应的。

很快，在各地的媒体和内部报告上出现了大量的声音，都是控诉那些计划外的小工厂如何与规范的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如何扰乱市场秩序，如何让国有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的。

总而言之，试点企业搞不好，都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惹的祸。

对形势的判断及由此而产生的方向性决策，直接造成改革政策上的大拐弯。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先是在7日发文《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

、“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

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

、“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

。

继而，在30日，国务院又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

这两个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并都被要求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进行刊登报道。

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

成为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

“1981年的日子很难过。”

很多年后，萧山的鲁冠球回忆说，钢材提价倍，煤提价5倍，成本持续上涨，而与此同时，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

。

鲁冠球想到大学里去要一个大学生，当时全厂数百人只有一个高中生，更不要说工程师了。

大学分配办的人像见到了外星人一样地看着他：“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在天津大邱庄，正把一家冷轧带钢厂办得红红火火的禹作敏也遭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他的钢厂摆明了是在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而生产出来的钢则又扰乱了钢材的计划市场，是此次运动第一个要打击的。

很快，县里派下来了清查组。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首先是强悍的禹作敏对清查组十分抗拒。

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十分具备语言天赋的禹作敏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在他的带头下，大邱庄村民对清查组的态度可想而知，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

还有小伙子也来“轰炸”

，“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

清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

，最后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乡里去。

这样的斗争与角力，在各地此起彼伏地进行着。

对于像鲁冠球和禹作敏这些从乡土里冒出来的工厂，政府的态度已经十分清晰：请你们继续在当地发展，为方圆十来公里的农民提供必需的劳动农具，并解决农村闲置人口的就业问题，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到城里—或者说笼子里来抢食。

为了让本来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业压力很大的城市不受农村人口的“骚扰”

，12月30日，国务院更是下达通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