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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关于邵洵美后来的生活，真正熟悉他的人，几乎都不忍说了，认为这个诗人的悲剧完全是时代造成的，与其说是一个豪门后代的悲剧，毋宁说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解放初，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的机器，全部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购，连同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全包了。

为此邵洵美带了全家（除大儿子邵祖丞之外）也来到北京，一来他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二来既然机器国家全部买去了，工人也全由国家包了，为什么不可以再包一个邵洵美呢？他与出版打了几十年交道了，甜酸苦辣尝尽，现在解放了，百废待兴，出版业不也正需要人吗？于是在1950年春，他在北京找了一处很幽雅的宅子住下来，然后到处拜访朋友，找工作，如果不工作，他除了那笔卖机器的钱，一无所有了，全家怎么生活呢？然而现实是，北京方面并没有容纳他的气量。

他过去不晓得帮了多少朋友的忙，而如今，好像所有的朋友都对他爱莫能助。

他病了，两个女儿也病了，全家只得返回上海。

第九章　公子天下（12）

朋友还是老的好。

秦鹤皋在上海出版公司工作，1954年介绍他翻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亚侦探案》，薄薄一册，出版后销路倒异常地好。

但他不能老是在家里等活儿上门来，全家大小要吃饭、要读书呀！

后来，他当年为之出过书、解过困的夏衍同志了解了他的窘况，就关照北京有关出版部门，邀请邵洵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稿酬每月二百元先预付，书出版之后再依次扣除。

这样，他总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先后翻译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又翻译了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姐妹》和《四章书》，这三部书稿后因中印关系恶化而未获出版。

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约他和余贵堂合译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邵洵美用笔名荀枚），于1959年出版。

1950年代下半期，他还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牢狱三年半，同牢的居然是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

关于这三年半的精神与身体上的煎熬，笔者实不忍心去叙述了，请大家阅读一下贾老先生回忆邵洵美的文章，原汁原味的牢狱生活，全在其中了。

这场冤狱后来又因“查无实据”

而不了了之。

据知情人讲，是因为解放后邵洵美还给项美丽写过两封信，然而都没有到达项美丽之手，都落到了有关部门手里。

信的内容无非是向其求援，因为他实在是钱不够花。

但在那个时代这是犯大忌的，因为项美丽的丈夫是英国谍报人员，跟这样背景的人通信，还不是里通外国吗？但天真的诗人哪里懂得这些！

这三年半好歹算是熬过来了，但是到了十年浩劫他无论如何也撑不住了。

他的藏书全没有了，朋友都不敢上门了，各自性命难保。

有一段时间他被扫地出门，与大儿子邵祖丞合居一斗室，室内仅有一张床，他睡床上，儿子就得睡地上……1968年，邵洵美贫病交加，咳嗽气喘，身体不能动弹，夜不能寐，医院诊断是“肺原性心脏病”

，住院、出院、再入院、再出院，折腾了好几个月，终于在5月5日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那先甜后苦、不无快乐亦不无怨恨的“骑士”

生活。

他去世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生前的译作：《青铜时代》和《麦布女王》。

粉碎“四人帮”

以后，他的如夫人陈茵眉女士经过长达十年时间的反复上访，对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辞终于得到了纠正。

他的儿子邵祖丞惊奇地从报上刊载的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里，得知其父病重时，有关单位还想把他拖到北京去批斗呢！

阴阳一生邵式军

汪伪时期的上海，有两个路人皆知的大财主。

一个经营“烟”

和盐，一个管税收，日进万金，财势熏天，背后都有日本人撑腰。

这两个人居然都是盛家的人，是连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奈何不得的实力派。

这两人，一个是盛老三（盛文颐，又叫盛我京、盛国华），是盛宣怀的堂侄；另一个是盛宣怀的亲外孙邵式军（原名邵云麟，排行老五，又称邵老五，邵洵美的五弟），四小姐盛樨蕙的第五子。

此二人一生均阴差阳错地跌宕起伏，大开大合，当然最后的选择和结局是不一样的，亦是盛氏大家族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关于邵式军，外界只知他在敌伪时期是税务大官，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投日的“门道”

；只知道他的后台是日本军部，却很少知道他在家中的“领导”

，即他的夫人蒋冬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