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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4页）

然而，如前所述，管理权力的创造远远超过了福柯所承认的一种辩证现象。

监督的扩展为调动和对抗性权力创造了空间。

一个具有发达的制度反射性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负荷的社会，使个人和集体参与的形式成为可能，这些形式从本质上改变了性领域。

可以认为，颇具特性的现代性运动趋向于内在指涉系统的创造——即由本身固有的内在原则所决定的活动秩序。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5章，并散见于各处，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

在前现代文化中，社会生活的某些独特领域易于受到“外部”

影响的支配（有时作为自然而然的现象而被传统稳定下来，但也包括生物和物理因素）。

然而，随着现代制度的到来，这些越来越屈从于社会介入。

于是，“偏离”

的发明使一些杂乱的外部特征社会化了，其中包括贫穷、流浪和疯狂，所有这些曾几何时都被当作自然的生存界限，当作“上帝的意志所给定的”

东西。

偏离是社会构成的，同时，又通过隔离的过程与社会活动的主要领域相区别。

同样，疾病与死亡，过去曾是生物对社会施加影响的“　限定点”

，现在也越来越社会化了，从视野中消失了。

被隔离的自然与性在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繁殖的社会化连接起来。

虽然现代避孕法是繁殖作为一种内部指涉系统的最明显的技术表现，但却不是其原初的动力。

这主要源于繁殖与福柯提到的马尔萨斯式状况的分离。

米歇尔·迪恩：《贫穷构成》，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91。

一旦家庭规模开始受到严格限制——主要从家庭内部发展的一种限制——繁殖就会基本上受生儿育女的欲望的支配，这种欲望把生儿育女当作一种自治的关怀。

童年和母性的发明在这里找到了根源。

只要性行为与繁殖、与传宗接代紧密相关，“性”

就不会有独特的存在。

性活动分化为以繁殖为取向的和以xing爱为取向的两种——那种分化也把妇女分成纯洁的和不纯洁的两种。

性一经成了个人的财产，寿命就越具有内部指涉性，自我认同就越被视为反射性的组织化努力。

正如性可以被构成这样一个领域一样，性也隐退到幕后，在物理和社会的意义上从视野中消失。

性现在是以？密为基础铸造与他人之关联的一种手段，已不再根植于世代承继的一种固定的？缘关系。

激情被世俗化了，脱离了xing爱激情，并重新组织成浪漫的爱之情结；激情被私有化了，并得到了重新定义。

被说成是“经验的隔离”

的东西米歇尔·迪恩：《贫穷构成》，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91。

是现代制度越来越激进地冲破传统的结果，是其控制系统越来越侵入社会行动先存的“外部系统”

的结果。

其结果是道德和伦理特征的消解，这些特征曾把社会活动与超验因素，与自然和繁殖关联起来。

事实上，这些都是为了换取现代社会生活提供的惯例的稳定。

一种本体安全感基本上源于惯例本身；无论何时，既定惯例一被打破，个人就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变得脆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