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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马尔库塞强调的现代性的困境大多是男性主导领域里的困境。

我们只能假定，爱又一次被置于幕后的某处，被当作实际已经成为的妇女的专业。

在前台，只有工薪劳动的世界，这自然被当作男性的事业。

那么，马尔库塞描写的现代性的负担与戈德伯格等人阐释的“被毁坏了的男性”

就形成了强烈的共鸣，这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吗？

马尔库塞没有解释他所痛斥的性放纵源于何处。

在我看来，赖希以及以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和压抑理论为起点的任何人，实际上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不管这种放纵得到多么激进的处理。

激进地处理弗洛伊德的理论旨在表明，他视之为一般文明之特点的东西实际上是现代秩序所特有的。

那个秩序被表现得比其实际要牢固得多，可以抵制任何变化。

事实上，如果现代制度依赖于性压抑，这将增进而非减缓其进一步发展。

说“性放纵”

是一种扭曲的性形式就为增进自由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标签，但并未说明这个过程何以发生。

此外，这些思想家们并未在这种自由化中看到进步的迹象；性放纵的增长并未威胁到把我们埋葬在包容一切的规训制度之中的无形大厦。

福柯把西方对性的先入之见作为研究的起点，并对压抑观念提出质疑。

对性的关注，包括“性”

本身的发明，是把监督作为生成权力的手段而加以普及的结果。

这样的权力起初集中在作为机器的身体上——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斯·韦伯、甚至马尔库塞的影子——后来又集中在影响繁殖、健康和长寿的生理过程上。

现代社会并非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基于剥夺生命的权力，而基于开发生命的权力之上，“反复地投资生命”

。

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39～142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

我们可以说，前一种影响标志着福柯对苦行主义的接受，现代社会生活被认为浸透着这种苦行主义。

如福柯所说，代表第二因素的“生活与历史之间的接触”

再次成为别的什么了。

人类几千年来生活在自然的招牌之下。

自然环境支配着人类活动：人口增长大多受自然无常变化的控制。

然而，大约从18世纪开始，这些过程便逐渐屈从于人类的控制了。

据福柯言，性之所以成为如此重要的一种关怀，是因为它构成了关系到身体发育的两大影响之间的主要接合点。

它是“接触身体生命和接触类生命的一个手段”

。

“个体生存之所以对性进行最细密的追求，其原因就在于此。

人们在行为中、在梦中追求性；人们怀疑性是致成最微小的蠢事的基础，将其回溯到最早的童年。”

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46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

把性当作权力使性成为一个秘密，但在福柯看来，也把“性”

构造成可向往的东西，我们必须在从事性活动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