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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然而，这里显然也有产生张力和冲突的余地。

一种关系所发展的共同历史可以掩盖外部世界的麻烦；一方或双方都可以产生依赖性，但不完全是依赖对方，而是依赖这种关系和固定的日常生活，以此摆脱其他的社会任务和义务。

在自治性和依赖性之间达到平衡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自我认同的变动性质大可不必与纯粹关系的要求相吻合。

信任必须适应双方可能遵循的不同发展轨道。

总是要允许给信任以某种自由。

信任某人意味着放弃对某人的密切监视，或迫使他们依据某种特定模式活动。

而给予别人自治性则大可不必用于满足对方的各种需要。

人们“越来越疏远”

——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然而，这可能产生更加微妙的影响。

比如，自我叙述的转化不管是怎样引发的，都典型地影响到关系中权力的分配，并可能将其推向相互依赖的关系。

女同性恋与男性性征

每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来说都是一块黑暗的大陆，而前章的讨论充分表明了情况何以如此。

海特的调查对象中有许多清楚地表明了逃离男人的性注视时所产生的轻松感，即便她们仍然继续着其异性接触。

海特的发现与夏洛特·沃尔夫等人的发现不谋而合，即双性妇女对其他妇女往往表现出比对男人更大的依附性，甚至当她们处于异性婚姻之中时亦然。

夏洛特·沃尔夫：《双性性征》，四重奏出版社，伦敦，1979。

可塑性性征如果得到充分发展的话将意味着对阳物持一种中性态度。

海特或沃尔夫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哪个妇女能够或倾向于在男女之间自由往返，不管她们怎样混淆她们的性经验。

然而，女同性恋者确实打破了妇女天生属于一夫一妻制这一定式。

海特的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把一夫一妻制视作一种理想，如果她们已经处于相当长的一种关系之中的话。

但这与其说是对这种性实验表示反感，毋宁说是对信任的中立性的一种认识。

许多妇女谈到她们或她们的配偶都很难继续一夫一妻的关系，至少在对方强烈的身体吸引力消失之后是如此。

男人的偶发性性征显然相关于一种无意识努力，即驯服和征服全能的母？。

那种极端的性冒险在女人中似乎极为少见。

然而，我们知道，要征服母？的欲望并不仅仅限于男性心理，而且，有些女人以杂交作为缓解承诺的手段，这个承诺乃是一种基本关系的前提。

“她是一个可怕的调情者，”

一位妇女这样评说她的情人：

而且死不悔改。

我已经忍受3年了。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最后……我搬了出去。

我仍然与她见面，和她睡觉，但我也和其他女人睡觉。

在那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她和别人一起出去，然后，我决定也试一试——现在我喜欢这样做，我再不敢说我基本上属于一夫一妻制的了。

在基本关系之外发生过或正在发生性关系的女同性恋者在比例上少于异性已婚妇女，但其数量仍然是相当大的（在海特的调查中占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