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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我不愿”

——这是一种维护自主性的方法。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重估父母—子女关系得以建基于其上的那些术语，以便使相关各方都能尽可能地平等对待对方。

于是，“我不能”

，“我不愿”

就不仅仅是一种阻挠手段，而且是一个协商的立脚点，依据这个立脚点个体能够进行自己的选择。

因为“缺乏选择与陷入困境直接相关”

。

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第211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贯穿本章始终的一些线索进行总结归纳了。

有毒父母问题使人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反射性的自我投射、纯粹关系与新兴的重建个人生活新伦理方案之间是如何关联的。

宣布从父母那里获得“情感独立”

是一种手段，它同时开始改造对自我的叙述和对自己权利的维护（也引导人心悦诚服地承担责任）。

个体行为不再依据对童年日常生活的强制性的重演来构建。

这直接对应于对后来生活中形成的迷恋的克服，这些迷恋通常源自早年阶段形成的习惯。

有毒父母的背景，会阻碍个体发展一种自我叙述，使其无法将自我叙述理解为一种“传记式评价”

以感觉到情感上的满足。

自尊心的缺乏，通常以无意识的或未被承认的羞愧方式出现，就是一个严重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个人无力在感情平等方面接近其他成人。

逃离有毒父母的影响与维护某种伦理原则或权利是密不可分的。

试图通过追溯童年经历而改变与父母的关系的个体，实际上是在要求应得的权利。

孩子不仅有权得到衣食和保护，而且有权要求情感方面的关爱，要求尊重他们的感情，考虑他们的观点和情感。

一句话，适用于成人之间融汇之爱关系的特性，并不亚于与成人—孩子之间关系的关联。

对于尚处于孩子阶段的人，尤其是还不会用语言说出其需要的小孩来说，维护权利的说法是反事实的。

在道德观念方面，他们必须由大人造就。

这种见解有助于说明权威问题。

当父母—子女关系越来越接近纯粹关系时，情况可能会变成：父母的观念失去了对于孩子倾向形成的优先性地位——结果是“宽容”

会大行其道。

但是，这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个人空间的解放可能并不意味着权威的消失；而相反，强制性权力让位于权威关系，后者可以一种原则性的方式得到保护。

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的“结论”

一章中进行更为细致地讨论。

个性紊乱，性烦恼

有人说，“在卷帙浩繁的关于性和性征的文献中，论述男性性征者极为鲜见……男性性征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司空见惯，人们对它似乎已经熟视无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