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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一大堆没有答案的疑问和无从下手的棘手问题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头上。

在处理越南的问题上，他表现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格。

随着我们一步步滑向越南的深渊，这些问题也变得日趋明显，令人极为厌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当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根据安排前去演讲时，我正在五角大楼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与我的高级助手麦乔治·邦迪、预算局的克米特·戈登、以及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一起开会。

我们正在对防务预算进行审核，白宫打算于一月份将其提交给国会。

审查这个预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标，并确保这些目标与总统对外政策的目标相一致。

会议之后，我准备飞往海恩尼斯港口，于感恩节的周末，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一起，向总统提交我的计划。

我们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

大约下午两时，我的秘书通知我接一个紧急的私人电话。

我离开了会议室，独自到办公室里拿起了电话机。

电话是博比·肯尼迪打来的，声音似乎显得格外的孤独和遥远。

他简洁而平静地告诉我，总统遭到了枪击。

我一时不知所措缓慢地回到了会议室，用几乎无法控制的声音，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消息。

尽管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此时我们并未陷入绝望之中：事情来得过于突然，以致于我们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这样，我们只能尽其所能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审查。

四十五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打来了第二次电话，总统已经身亡了。

我们立即中止了会议，人人都沉浸在泪水和沉默之中。

由于还不知道是谁策划了暗杀，也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立即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

我们一致同意，按照危机时期的标准，全球之内的美国军事部队应进入战备状态。

几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再次打来电话，他要求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于下午晚些时候陪他去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等候运送其兄弟遗体的飞机到来。

博比·肯尼迪一到五角大楼，我们立即登上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往安德鲁斯。

我们从波托马克河上飞过，透过舷窗默默地看着它。

我们已经恢复了镇静，但仍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我们到达安德鲁斯后不久，那架蓝白相间的总统专机就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最后停下了，登陆的指示灯仍未熄灭。

博比·肯尼迪转身对我说，要求我与他一起登上飞机。

然而，事情似乎很明显，对于一个处于极大悲痛中的家庭，此时并不适合外人的介入，我只好推却了他的好意。

遗体搬下之后，我返回了家中，那些已发生的往事和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仍萦绕在我的脑际。

约翰·F·肯尼迪与我最初并不相识，但后来我们则亲密无间。

不像后来的一些政府首脑，他们大多将自己原来的助手拉入行政班子里，从原来的同僚逐渐发展成朋友关系。

我们能够互相开玩笑，并可以互相大声嚷嚷。

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总统之死对我来说，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家里，我与玛格丽特一起勉强吃了点东西。

刚刚吃完饭，博比·肯尼迪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打来电话，说杰基要求我能与她一起等候尸检的完成。

我立即驱车前往医院，与杰基、博比、以及家庭中的其他人员坐在那里，一起静静地等候着。

凌晨时分，我们陪伴着总统的遗体返回了白宫，在那间华丽的东厅里，棺材被安放在棺木架上，上面覆盖着一面国旗，这面他曾经为之效力并钟爱万分的旗帜，被柔和的烛光照亮了。

这时，人们在将总统安葬在哪里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见解。